周宇驰的女儿坦诚：我与“九一三”事件的关键人物有着密切联系

作者：向红，系林彪“九一三”事件核心参与者周宇驰的直系子女。本篇文稿系为纪念北京“九一三”事件四十周年而撰写的，旨在红向北京举办的文史研讨会上发表的书面演讲。《忆父周宇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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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让人深思：是什么原因，让我的父亲从昔日那个热衷于研读和推广毛选的“活跃分子”，以及空军党办中的优秀人才，逐渐演变为他现在的样子？

往昔，刘亚楼将军的幕僚于上午收到一份厚重的《参考消息》，直至午后方才呈递给刘司令。不料，刘司令对此表示了不满。幕僚辩称，那仅是一本《参考消息》，非属正式公文，并未对工作造成影响，故而坚持不认错。

刘的个性历来引人注目，他对于任何反驳或异议都难以容忍，尤其是在针对他的秘书时。在一次党内会议上，他再次对家父发起批评，似乎在指责他工作态度消极，如同玩弄“踢皮球”般。

然而，我父亲性情刚烈，时常显得与世不合，他固执地拒绝承认任何错误，这让刘亚楼怒火中烧。

针对未曾担任过指导员或教导员等要职的少校军官，将强制调离现有岗位，接受为期一年的专业培训与知识补充。

正是因此，我的父亲才被安排至江苏盐城，在那里的某支高炮部队担任营教导员，一年的时间里，他始终坚守在那个岗位上。

据我哥哥所述，在“文革”爆发前夕，我的父亲曾受命前往上海党校担任授课任务。我仍清晰记得，在他担任空二师五大队政委的时期，他所负责的宣传工作充满活力与生机，深受飞行员们的喜爱。他与飞行员们的友谊深厚，常常与他们促膝而谈，分享心得。

父亲拥有一副悦耳动听的好嗓音，他尤其钟爱吟唱那些充满激情与斗志的歌曲，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和《我们走在大路上》。在那个“文革”的年代，他因对毛主席著作的深入学习与实践，荣获空军颁发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并在大院里与众人分享他的学习感悟。

他身强体壮，在航校求学期间便以优异的成绩在东北军区的速滑赛事中崭露头角。回到大院后，他在灯光球场同样挥洒着汗水，投身于篮球运动。那个时期，林立果还未踏入空军的行列。

新野叔叔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新四军的资深革命干部。在解放战争初期，他的父亲创立了安徽省的人民广播电台，并曾担任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编辑部的要职。1958年，他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投身于边疆建设，随后转赴宁夏省电台工作。

我依旧记忆犹新，当年林立果初入空军，一身崭新的军装映衬出他的青涩。言辞不多，他静静地坐在我家床边，面对我的归来显得有些迷茫。随着时光的推移，他逐渐长大，体型也有所丰满，那股干部的气质越发凸显。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人们对他父亲的赞誉和他本人的颂扬。每当这样的时刻来临，他总是淡淡一笑，轻轻地点头，应对得体，既不显张扬，平日里依旧保持着寡言少语的个性，仿佛总有许多事情在等待着他去处理，从不见他有丝毫的懈怠。

那是一个1970年5月20日的清晨，程洪珍——彼时身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秘书——驾驶着车辆，载我前往中山医学院，并诚挚地邀请我一同度过一个周末。当时，“调研小组”的成员们正寄宿于广州白云山机场的招待所。得益于那里可以阅读到香港的报纸以及各式各样的外国杂志，我常常光顾此地，尤其是对那些报纸上连载的言情小说情有独钟。

那是一个忙碌的上午，每个人都各安其位，而洗衣机正静静地置于陈伦的房间卫生间中，伴随着哗啦哗啦的洗涤声。出于一抹好奇，我不由自主地走近，想要一窥究竟，同时也不吝伸出援手。

在他们的住所楼层，一间宽敞的饭厅尤为引人注目，其中安置了一台电视机。平日里，这里总是聚集着众人，一同观看电视节目。然而，那天，我惊讶地发现饭厅内空无一人，椅子被整齐地折叠靠在墙角，只留下一把椅子孤零零地对着电视机。电视上正在直播首都天安门广场上举办的“五二O”盛大庆典。我坐在那把椅子上略作观赏，随即起身离去。

稍顷，林彪起身发表言论，林立果随之走出房门。此时，有人默契地启开一瓶橘子汽水，递至他手中。林立果随即在椅子上坐下，全神贯注地啜饮，目光不离前方，其他人则陆续退场。

众人均未踏入那片区域，我亦不便随意进入，便在门前驻足片刻，仔细观察。在此过程中，我特别留心并记下了林彪在演讲中提及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话中，“助”字在湖北方言中的独特发音。

林彪发言结束后，大会尚未落幕，林立果便起身悄然离场，依旧面不改色，径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目睹这一幕，我独自陷入了深思——常言有云，干部的后代应当谦逊有礼，然而他却只是全神贯注地倾听父亲的讲话，这又算作何种表现呢？然而，他的父亲是林副主席。原来，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竟如此……若是在父亲上台演讲时，我该如何定位自己的位置呢？从那以后，我与林立果有过多次的见面，却始终无法将他同《五七一工程纪要》联系起来。

持续追寻：究竟何种变迁，让我的父亲从昔日那个热衷学习并宣讲《毛选》、身为空军党办杰出人物的“积极分子”，变成了如今他们所呈现的模样？

他们家庭稳固，社会地位不低，为何仍渴望追求更多？为何愿意投身于林立果的冒险计划，卷入这场震惊全球的事件？

或许是受到追求额外权益的吸引？抑或是因为冲动行为和自我沉迷？又或是陷入了难以挣脱的泥潭？

林立果又何须自扰？林彪不已经是高高在上，独占鳌头了吗？

起初，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为何那熟悉的父亲竟变得如此陌生；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逐渐领悟了其中的奥秘，而我们与父亲之间的距离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缩短。

我对“跑了”一词的真正含义，深感困惑与不解。

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晨曦，1971年9月5日，这一天至今仍清晰如绘。那时的我，尚未懂得忧愁的滋味，如往常一样，与几位知己相约，一同前往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的府邸，游玩之余，主要还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胃口。

学校将我部学员的伙食费用与地方学生一并承担，导致我们的饮食水准未能达到预期。正值青春绽放的我们，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食量颇为可观。加之作为北方子弟，对于广东大食堂的饮食特色，尚存一定的适应困难。

无论是在用餐前后，客厅内，女孩子们欢声笑语，簇拥在张亚青阿姨——顾同舟夫人——的周围。而顾伯伯则把我叫到客厅外的走廊上，他脸上的笑容依旧，与她们闲聊时那般和煦。四周寂静无人，他语气温和而略显神秘，轻声告知：“你爸爸将于12号抵达广州。届时，我会派人去学校接你。”

我对他的此举感到不解，然而他对我始终体贴入微，与林立果等人关系融洽。在那个“线上关系决定亲疏”的特殊政治氛围中，他与我的父亲属同一阵营，可能为了不引人瞩目；因此，我礼貌地对他做出了回应。我天性内向，容易多想，内心仍有疑虑——既然广州是父亲常去的地方，这其中是否有什么隐情？我姑且相信他是出于善意，体谅我们父女间的情感，所以把这条消息视为友好的信息传达给我。

事后始知，在那些日子的前后，刘兴元（时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自1968年2月起亦兼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之职）曾向广州军区传达了毛泽东南巡期间的“吹风”精神。

12号那日，我并未请缨离校，生怕有人造访时找不到我，于是便在校内静候消息。然而，直至日暮，始终无人前来寻觅，电话铃声亦未曾响起。

我对林立果及其父亲那神秘且迅速的工作风格早已习以为常，因此并未察觉到任何不寻常之处。鉴于当时并无紧迫事务需要处理，我便尽情地度过了一个轻松的休闲日。在学校里，母亲仅打来过一次长途电话，而我未能及时回拨，因此并未与他人取得联系。

大约又过去了一周，我的同窗汪京群——汪东兴之女——在晚餐后与我一同漫步于校园。她低声告知我，一位高级官员乘坐飞机逃离，至今其行踪仍然是个谜团。

随意猜测，是哪位？

我确实难以揣摩，一切仅依循她的描述。她最终言道：“或许是许世友吧！”此人为人最为随心所欲，素来不遵从他人指挥。

对于“跑了”的含义，我全然不知，对中央的局势也一片模糊。于是，当京群的分析传入耳中，我深感其言之有理。据说许世友性情刚烈，桀骜不驯，对任何人都不屑一顾，且常携带枪支自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一度逃入山林以避风头。因此，这次逃亡的高级官员很可能就是他。这想法真是幼稚得让人忍俊不禁。

在广州参加“九一三”事件中央文件的传达，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出乎意料，对此事毫无心理准备。尤其是文件中提到他们均已离世，这让我难以置信，一时间头晕目眩，四肢无力。我的脑海中首先闪过的想法是：“这恐怕是某些‘笔杆子’在玩弄手脚！”

那位姓周的女士之女究竟是谁？

我艰涩地张嘴，声音变得低沉、沙哑而粗重，与往日的音色迥异。

她显然被我吓了一跳，急忙挪动椅子，迅速向旁移开了几步。

在文件传递仪式圆满结束后，李先念同志亲自莅临，亲切接见了那些在文件中姓名被记载的父辈子女们。他格外关注地指出了我的名字，随后他问道：

你清楚他们的处境吗？是否可以像林立衡那样，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即使面对亲人的错误也能坚决惩处？如果你洞悉了他们的图谋，你打算如何处置？你打算向哪位人士揭露这一切呢？

面对这样的困境，我确实感到难以应付。但会场中的众目睽睽，使我不得不竭力挺直腰杆。站立之际，眼前金星闪烁，几乎让我无法顺畅呼吸，四周一片昏暗，只能模糊看见人头攒动。我略过了一些问题，朝着距离仅有两步之远的李先念，以沙哑的嗓音艰难地吐出了三个字——吴法宪。

显然，这个答案并未达到他的预期，以至于他甚至不容许我坐定，便迅速转身，面向另一侧的子女们，开始与他们交谈。

心中既忐忑不安，又感到极度的尴尬，我实在无法明了自己的失误究竟出在哪里。在审阅文件的过程中，我隐隐感到吴司令此次或许难以幸免于被罢黜的命运。尽管如此，我陈述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因那确实是出自我亲耳的见证——林立果等人私下里将吴法宪称为“吴胖子”。

谁让我什么都不知道呢？不向他举报向谁举报？空军大院最大的干部就是他嘛！何况我在广州上学，更不知道该怎么举报；就算我去过几次毛家湾，但是坐车去的，根本不知道地址，再说这次连林彪也死了呀……

幸好我尚能辨识，人民大会堂乃是为召开重要会议而设；天安门则专用于节庆或接待民众之际，平日里那里空无一人；“中央”二字于我心中，便是毛主席的居所，理应位于长安街上的新华门之内。如此认知，未免太过稚嫩且引人发笑。

广东省军区受广州军区之托，将我们这些晚辈留驻，举办了为期四天的学习班。在那四天里，我沉浸在沉默与孤僻之中，宛如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那般，面无表情，闭口不言。当学习班圆满结束，在总结会上，其他子弟代表纷纷踊跃发言，表达了对紧跟步伐的坚定承诺，以及对明确界限的决心。

于厚德主任（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领导，任职于1970年11月至1977年12月）特别点名要求我，在提及这四天的学习经历时，“得知你在其间未曾开口发言，对此你有何见解？现在，请你明确表达你的立场。”

我紧咬牙关，坚决地站起身，带着几分倔强，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两句坚定的话语。第一句是：“这份中央文件分明是机械印刷而成！”第二句则是：“我迫切渴望亲眼一见温都尔汗的真实影像。”

这两句言论与会议当时的氛围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让于主任感到意外不已，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其不良影响显而易见。

自此，我身上便留下了“态度不佳”的标签。到了1974年，我从部队复员后，被空军派遣至南苑空司生产队进行劳动。恰巧，当时空军司令员马宁也前往那里参与劳动，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时，他起初竟误将我认作是空军招待所派往南苑轮换劳动的服务员。午餐时分，他特地坐到了我身旁，面带微笑，与我进行了友好的交谈，询问了各种事情。

遗憾的是，我所担忧的情形终究成为现实——生产队长在一旁陪伴，经过一番犹豫，他最终还是尴尬地在我面前揭露了我的真实身份。

马司令猛地将碗狠狠地摔在桌上，对我态度瞬间转变，语气变得严厉而尖锐：“你必须站稳立场，认真接受改造！”

我立刻紧锁了眉宇，未发一言，起身将未曾动过的菜肴狠狠地倒回碗中，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中，昂首阔步地离去。我身后，食堂瞬间陷入了沉寂，仿佛所有的鸟雀都已飞散，四周一片寂静无声。

回顾往昔，我内心愈发沉痛：我究竟何为？我是否仅是父亲的复制品？我的声名为何如此污名昭著？难道空军司令的才干竟如此脆弱？党的指导方针为何显得如此遥远而难以触及？

我的思绪如潮涌，反复琢磨着如何将成语巧妙地融入现实场景：那狡猾的兔子是怎样的？那忠诚的走狗又是何种形象？

尽管“九一三”事件爆发时，我尚且未满十七岁，但我的稚嫩与纯真实在不应该在那个时刻显得如此明显。那年的暑假，家中琐事堆积，让我心生烦扰，怒火中烧之际，我毅然拨通了江腾蛟伯伯的电话——他当时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空军政委，询问是否有机缘乘坐训练飞机前往广州，以期借此机会重返校园。

得知消息后，父亲匆匆返回家中。要知道，我自小到大一直是个听话乖巧的孩子，让父母时刻感到安心，却没想到我会在盛怒之下说出“再也不回这个家了”的绝决之词，这让他既感意外，又深感痛心。他坐定下来，耐心地听我讲述整个事件的经过，随后深深地叹了口气，与我展开了一场深入的对话。

那场对话，虽当时未引起我深刻领会，实则透露出了一些微妙的信息。如今回顾，那竟是一场至关重要的“路线交代”，而且，遗憾的是，那竟是我唯一的一次经历。

“战功赫赫的林副主席，一手打下半壁江山，却不幸落得被人陷害的下场，这不正应了那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典故吗？”

泪眼凝重。

首次见父亲泪流满面，心中顿时困惑，不知如何安慰。他的话语同样触动了我，使我止住了哭泣。凭借有限的文学修养，我陷入沉思，试图将成语与眼前情形相结合：究竟谁才是狡猾的兔子？谁又是卑躬屈膝的走狗？“文革”的思维模式让我不敢有丝毫亵渎之念——究竟是谁将林副主席比作驴？然而，我还是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询问父亲，还有哪位敢对林副主席进行整治呢？

在随后的对话里，他谈到了江青的别号“白花蛇”，张春桥的昵称“眼镜蛇”，以及姚文元的别称“响尾蛇”，并提到了“铲除君侧之患”的策略。他断言：“目前，军队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国民经济正显现出衰退的迹象”，“笔杆子的力量必须超越枪杆子”，当前局势正逐渐演变为笔杆子占据上风，而枪杆子则处于下风。

“今日我高坐席上，转眼间或许便跌落至阶下囚的境地！一切，竟如此轻易地消逝无踪！”

纵然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以及“卸磨杀驴”这两句成语的含义有所了解，但仅停留在字面之上；至于“二桃杀三士”，却始终难以深入领会其真谛。幸亏父亲慷慨赐教，耐心向我阐释了其背后的历史典故，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乃是一种“借刀杀人”的计谋。

父亲在子女教育上素来严谨，他始终全力以赴地督促我们勤奋学习，广泛涉猎书籍。在阅读之外，他亦要求我们分享各自的读书心得。犹记在我们即将入伍之际，他严格规定我们必须研读《共产党宣言》并撰写心得体会，只有顺利通过他的考核，我们才有资格踏上征程。此刻，他的教诲使得先前显露的激愤与忧虑得到了些许缓解，他又恢复到了平日里对我们细致引导的常态，尽管眼中依旧依稀可见那抹不易察觉的疲惫。

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对话，父子间仿佛跨越了某种界限，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平等。我屏息倾听，试图捕捉他内心深处的声音，他向我娓娓道来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即便我无法为他分担分毫，但此刻的我，已不再仅仅是那个孩子。

遗憾的是，我因身处此地，未能深刻领悟到“路线斗争复杂且激烈”这类常谈常新的观点背后所蕴含的严重性。

转瞬之间，八月已接近尾声。在与林彪的对话中，我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处境愈发堪忧，仿佛在“九一三”事件爆发前，他已预感到不祥的征兆。在《纪要》中，他们对“四人帮”的憎恶之情已转变为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截至目前，尚无确凿详实的史料能够全面揭示林彪当时的立场与态度；然而，那些充满悔恨的言辞，似乎透露出林彪在文革期间被伟大领袖“利用”的无奈与苦涩。这些悔恨之词虽出自我父亲之口，但不知是林彪本人还是林立果所感，至少林立果应是其中之一。

事后，我才逐渐明白，自庐山会议以来，林彪的接班地位已岌岌可危。军委办事组的势力由盛转衰，而那些曾与汪东兴携手共进、积极献策的军方干部，也纷纷遭遇了种种挫折。

林立果等人察觉到大势已去，这一认知促使他们毅然决然地发起了一场“破釜沉舟”式的决战。

在那个炎热的暑假，我未曾料及的一句无心之言，竟不幸地成为了我命运的先兆——自那以后，我陷入了无家可归的困境。

“来不了，尽力吧。”

提及那难忘的一夜，众口一词，都以“惊心动魄”来形容。然而，我却无法用这样的词汇表达我的感受，因我那时正身处广州，未能与家人一同目睹北京的这一刻。但透过他们的描述，我深切地感受到，父亲的身上，除了那惯常的“忙碌”与“疲惫”，还增添了几分前所未有的“紧张”与“情绪低落”。然而，我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词汇来勾勒那夜面对家人的父亲形象。他并非仅仅是一个“党办的周副主任”，而是一位集儿子、兄长、丈夫与父亲角色于一身的普通人。自那以后，四十年的光阴如梭，那份刻骨铭心的伤痛却始终如影随形。

10月9日，接到父亲发来的“母亲状况紧急”的电信后，二叔赶紧携带三岁幼女，从异地火速返回我家中。近期，父亲因工作忙碌，常至深夜才返家。但那晚，他却罕见地提前归家，神情依旧。二叔问他：“母亲并无严重病症，您为何传电信说她生病？”

他言道，第九届三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无疑预示着权力结构的深刻变革。江青与张春桥正图谋对军队系统进行整治，当前局势显得格外紧张，北京宛如一个弥漫着火药味的战场。因与林立果的交往，我已被牵扯进他们的纷争之中。从今往后，我将无暇分心于家庭，更无法再照料母亲。恳请你能将母亲接走，日后也请多加照顾弟弟和妹妹们。

至于“他们”究竟为何人，二叔并未提出疑问，他心中明了，涉足政治者对于他人的探询往往持谨慎态度。

二叔问：何时启程？

父亲语重心长地言道：“不必急躁，先在这京城尽情畅游一番，待几日之后再启程也不迟。”他续道：“你无需担忧我们，我们即将随林副主席一同前往广州。”至于家中的物件，你想带哪件尽管拿去，即便是那把猎枪，也不妨一并带走。他对弟弟的喜好，自然了如指掌。

二叔见到他神态如常，与往日毫无二致，面对当前的状况也未表现出过分的焦虑。简短的对话后，他迅速起身，显然是有意赶回家中，向弟弟详述如何妥善照料母亲的日常起居。

9月12日的夜晚，父亲如约而至。他向二叔言道：“你与母亲，务必要抓紧时间，收拾好行囊，明晨一早，将有专人送来车票，并将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亦将打包行李，一同前往北戴河，之后，我们将与林副主席一道前往广州。”

他语气沉重，将家中所有积蓄——约莫三千元——郑重托付给了二叔，并嘱托他将来用这笔钱来赡养年迈的母亲。然而，在二叔参加培训班的期间，这笔钱以及林立果赠送的那款全球仅六十枚的稀有劳力士金表——这款金表在世间极为罕见——竟然一同被没收。时至今日，那块金表依旧未能物归原主。

得知即将启程前往北戴河，哥哥与弟弟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兴奋的情绪几乎要溢出言语之外，皆因他们有幸得以瞻仰林副主席的风采。紧接着，他向奶奶轻声说道：“妈，我只需短暂的五分钟休息，请您务必叫醒我。”他的话语间隐约流露出疲惫的痕迹。

在我父母收拾行李的同时，二叔心头忧虑，疑虑此事可能与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有关，于是上前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方回答：“无需多问。”尽管如此，二叔仍旧追问：“主席的意见如何？是不是支持你们？”

都是他搞的！

在我叔伯兄弟中，唯有二叔一人踏入了大学的殿堂。自1957年他踏入大学校园的那一刻起，便遭遇了“反右”运动的风波，这让他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转而崇尚淡泊名利的生活。在我父亲看来，这种态度被视为政治上的不进取，因此，每当我们兄弟俩聚在一起时，这个话题总会成为我们激烈辩论的焦点。

自1969年党的九大胜利召开之际，二叔因公事出差至京城。归来之后，他向我细致地叙述了那段经历。

在那场对话中，我力求洞悉知识分子政策的细枝末节，并与您父亲共同深入探讨了政治动向、国内形势，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多重议题。

问：国家此举岂非胡乱？

他说：都是主席搞的。

我问：将来怎么办？

他说：他负责。

你对像章感兴趣吗？

他说：不感兴趣。

林副主席上台后政策有哪些？

搞经济、科技。

父亲曾向他提及，昔日与母亲共赴林彪府邸，观赏了两部影片。其中一部乃苏联出品的《祖国在召唤》，影片深刻描绘了国家建设对知识的渴望，以及知识分子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角色。

二叔的言辞唤醒了我脑海中的一幕往事，那是在我参与“调研小组”的日子里，一位长辈也曾向我提起。他转述了我父亲的话语，揭示了林彪对于“文革”的看法与毛泽东的立场有着显著的分歧。林彪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必须立即进行改革！”

自“九一三”事件爆发之后，坊间传言毛家湾挂有一幅书法条幅，上面书写着：“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对于父亲所述的这一说法，我不得而知其真伪，或许这正是林立果的言论。尽管这些话语令人不寒而栗，但它们却传递出一种希望之光，显得无比真实，令人心情愉悦。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他只能向哥哥慰藉道：“唉，这一切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常规罢了。”

父亲激动地反驳说：“哪里有什么阶级斗争？他们只是滥权，恶意中伤！争权夺利，陷害无辜！你难道不知道，我国有多少无辜者，因他们而命丧黄泉？”

父亲的话语继续流淌，他语气坚定地言道：“我已站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回首过往，前路再无退步的可能，唯有倾尽全力，无畏前行！”

二叔听罢此言，心中明镜似的意识到哥哥此次已然深陷政治的漩涡，难以抽身。我心中不禁为之震惊，但对二叔所言，我深信不疑。犹记得那个暑假，父亲也曾向我提及过类似的“忠告”。

“莫待我来！”这句简短至极的话语，竟化作了我父亲留给母亲的诀别之词。

随后，他在密室中接起了一通电话，我心中猜测，这应是林立果催促我父亲“北迁”的那通电话，他的面容顿时显露出紧迫的神色。他匆忙地带着我母亲和弟弟离去，家中随即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此时，仅有二叔陪伴在奶奶身边，而他的小女儿早已沉入梦乡。

未曾预料，他们竟会在不久之后再次出现。父亲孤身一人登楼，二叔便询问他为何匆匆返回。父亲答道，吴法宪正滞留在机场，未能如愿成行。那时，二叔对于“吴法宪在机场”这一表述的含义感到颇为困惑。

他立刻便安排送二叔前往火车站，同时叮嘱道：“你带着向阳一同前往！我来负责送你们到车站，你们需要购买明天清晨的火车票出发。母亲就请留在家里，否则家中便会无人照料。”

漫步在通往车站的小径上，父亲语气坚决地感慨道：“届时，所有的忧虑都将被抛诸脑后！无人会再关心他人！”

我的二叔迅速捕捉到了他的心思：若事情无法挽回，便选择远渡重洋，寻求避难之所。“届时……将无人能够再有所顾忌”，这里的“无人”显然是指我们这些亲人。

纵然我耳中回荡着那句话，却无论如何难以捉摸其深层的含义，恐怕我的母亲亦是如此。

父亲一到火车站便将车停靠在我家楼下，随后让母亲和弟弟先下车。车子并未熄火便迅速离去。母亲心中不安，急忙询问他：“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他的话语在汽车引擎的轰鸣声中湮没，母亲只能依稀捕捉到一句：“别等我了！”这寥寥数语，便成了我父亲留给母亲的，那最后的诀别之语。

据我兄长所言，父亲于9月12日的夜晚，已决意赴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此行未能成行，他方才察觉，事已败露，前程黯淡，凶多吉少，心情之沉重不言而喻。返回西郊机场的路上，他的心境一览无遗。他驾驶着车辆，口中低声自语：“人们常言，人临死时往往不知缘由，而今我已明白，我之死期即将来临。”显然，他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李雯阿姨，新野叔叔的挚爱，也曾向我们提起——自1971年暑假落幕，她重返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之际，她收到了一封寄自广州的信。这封信是在“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由叔叔所寄，信中提到，若日后有任何事务，两个孩子便将交付于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丝愧疚之意。

“若我先走一步，那两个孩子就拜托你了。”于叔叔亦如此回应：“若我先走，那孩子们就托付给你了。”他们相视而笑，戏谑道：“那就看谁走得早了。”而这封信，正是于叔叔的遗书，是他留给李阿姨的最后交代。他的心，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在“九一三”事件爆发之际，我对每位参与者的行为举止以及整个事件的发展脉络都感到既感陌生又突如其来的震惊。因此，我内心深处始终涌动着对深入理解他们行为的强烈渴望。我曾走访过父亲生前的部分同事与上级领导，他们对父亲性格与能力的极高赞誉，多少给了我一些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