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楼甲楼人家：

中南海高干子女

作者：王凡

中南海俯视图

不久，广袤的视野便被几座高楼所取代。所谓中南海西门，实则是指府右街中段的这一门户。在1951年至1952年的交界之际，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纷纷搬迁至西楼大院。

审视李宗仁担任南京政府驻北平行辕主任期间所绘制的北平地图，可见中南海居仁堂西侧，怀仁堂影壁与庆云堂正门之南，区域辽阔，图上并无任何建筑物的标识。

1949年，随着中共中央领导人和若干机关部门迁入中南海，林伯渠、陆定一、师哲等领袖身边的部分家属亦随之入驻居仁堂和春耦斋西邻的若干院落。至今，那些孩童依然清晰记得，自家院落之西，直至视线尽头，再无其他院落或建筑存在。

不久，这片空旷的视野便迎来了变化，几栋高楼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这些楼宇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南海区域内首个落成的建筑群。鉴于其位于中南海南端的最西侧，因此得名“西楼”。

这些楼舍始建于1950年，由五座独立的青砖建筑组成。在中南海内，人们习惯性地将它们称作甲、乙、丙、丁楼以及西楼会议室。张随枝，曾先后担任中央警卫团干部大队的参谋长和大队长，他所领导的工兵营二连也参与了这一楼群的建造工作。张随枝回忆道，该楼群于1951年完工。

围绕整个建筑群的周边，砌筑了一道由灰砖构成的围墙，而在面向中南海的外墙西门位置，特意开了一扇门洞。因此，居住和工作于这一区域的居民们，习惯将这外墙的门称为“大西门”，而将西楼上的那扇门称作“小西门”。

中南海设有两道西门，分别位于府右街的中部及北端入口附近。位于中部的西门，自西楼落成以来，便成为西楼工作人员、居仁堂大部分职员以及前往怀仁堂参会或观赏节目的宾客出入的主要通道，无疑是中南海使用频率最高的门户。因此，提及中南海西门，通常指的就是这道位于中部的门。而位于北端入口的西门，则是通往国务院办公区的专用通道，通常需特别提及，称之为“国务院西门”。

在这片由灰砖砌筑的院墙环绕的庭院中，南北两端各坐落着一对东西向排列的三层小楼。东侧的是甲楼，西侧的则是乙楼。沿着南北向，依次向北延伸，便是丙楼和丁楼。这两座楼亦均为三层，东西向长度约达百米。负责西楼建筑群设计之人，正是那位曾为中共领导人设计新六所寓所的著名建筑师戴念慈。

楼群之间，皆设有宽敞的车道。车道之侧，环绕着半人高的侧柏，形成一片如绒毯般柔软的绿地。尤其在丙楼与丁楼之间，绿地尤为宽阔，宽度达三四十米。这些绿地中，栽种着海棠、塔松、银杏、白杨等多种树木。而在甲楼、乙楼与丙楼之间，曾有一座宽阔的鱼池，池水深约两三米，一侧设有石阶，可供上下。

沿着灰砖砌成的墙壁，环绕着一圈生机勃勃的爬山虎。或许是由于这片土地长期未被耕作，土壤肥沃，爬山虎生长得格外旺盛，它们从内墙攀爬至外墙，形成了一片浓郁的绿色，将原本灰色的墙体尽数覆盖。

1951年至1952年的交界之际，刘少奇及其家庭，朱德及其家族，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室与机要室，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以及后来成立的类似政策研究室等机构，均迁入了西楼大院。

刘少奇一家入住甲楼。

刘少奇一家

刘允斌重返故土，然而，他在中南海的家中仅逗留了数日。不幸的是，他的三个子女却纷纷远赴他乡，陷入了情网。至于刘少奇一家的经济状况，据毛泽东语录所述，已是捉襟见肘。

日常居住于甲楼的孩子包括毛毛、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与亭亭。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毛于北京101中学完成学业后，便远赴苏联继续深造。

自1939年起，刘允斌与刘爱琴便被送往苏联，他们兄妹也曾短暂地就读于毛岸英兄弟曾就读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至1945年，刘允斌成功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专攻冶炼学科。完成学业后，他以卓越的学术成绩被莫斯科大学录取，攻读核物理学研究生，并于1955年获得副博士学位。

两年时光流转，刘允斌重返故土。短暂的几天寓居于中南海的家中后，他随即前往位于北京五十公里外的某县，加入了我国首座核武器研究机构——中国原子能研究院下的401所。

1949年，刘爱琴随父亲归国，起初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担任了俄语教师一职。次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深造学业。1953年，她顺利完成学业，毕业后被分配至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局工作。

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刘允若与刘爱琴兄妹二人，因工作之需，均被调往内蒙古。自那以后，他们仅在每年的假期期间，方能回到北戴河与父亲、继母以及弟弟妹妹们欢聚一堂。

刘少奇与何葆珍的三个子女，均曾在苏联深造，却不幸均在异国他乡陷入了情网。

刘爱琴是首位为跨国姻缘付出情感的个体。当她初抵苏联，身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之际，那里正养育着来自希腊、保加利亚、西班牙、中国等多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后代。

就是在这里，刘爱琴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绰号“热情之花”的伊巴露丽的外甥费尔南多相识相爱了。应该说，这种情感，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青年人的第一次，也一定是纯真而刻骨的。然而——

刘少奇的父亲对此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女儿的这门婚事颇为不妥。费尔南多固然出身于革命世家，但他根植于一个与我国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度。接纳这样一个人物成为自家的女婿，参与家庭生活，尤其是在中南海这样的核心区域，显然是欠妥的。刘少奇向女儿强调，必须将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首位，实则暗示她不能再与丈夫共同生活。面对父亲的立场以及他所代表的理想，爱琴不得不妥协。就这样，这对年轻夫妇被迫分离。爱琴对丈夫的纪念仅剩将他们的儿子命名为“索索”，这名字中蕴含着丈夫姓氏的精髓。我相信，在这起事件中，父女两人都承受了极度的情感折磨。然而，在当时那个一切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抉择虽然悖于常理，却显得合乎情理。

罗点点的描述文字颇为精炼，然而，我并不认同“在父亲及其所坚持的理想面前，爱琴选择了屈服”的观点。对于前辈的理想，刘爱琴是否排斥或是接纳，实则拥有自主的抉择权利。她最终承受着情感上的痛苦，这一选择昭示着她已将父辈的理想与信仰内化为自己的信仰与追求。

在共产党享有崇高威望，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寄予厚望，将其视为一个崭新且美好的中国诞生的希望之际，身为党的领袖的子女，将党和国家利益置于首位，这种选择无疑是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崇高之举。

若刘爱琴的联姻源于对党的利益和原则、国家体制差异的考量，那么，刘允斌的婚姻之中，便增添了一个中苏关系深藏不露的微妙变数。他的跨国情感之旅，自始至终都弥漫着悲剧的阴影。

谈及刘允斌的婚姻悲剧，曾任刘少奇1956年至1967年间的机要秘书的刘振德，曾这样回忆道：

允斌曾向我倾诉他的婚姻困境：“我们的离婚实属无奈之举，我们之间的感情并无丝毫裂痕，而分手的根本原因，是我坚持要回归祖国工作。这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对双方的心灵造成了何其残酷的折磨啊！”

他的语调平和，却在我心中激起了他内心深处波澜不惊的涟漪。

刘允斌、玛拉及子女

随着学业的尾声渐近，父亲在信中对我表达了他的期许：“祖国与人民都在期盼你归来的时刻。当个人与党的利益产生分歧之际，我坚信你能够毫不犹豫地放弃个人私利，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接到这封信，我在内心深处经历了数日的激烈斗争。我迫切地渴望能够尽快重返那片孕育我的祖国，那片由先辈们用生命守护的古老而庄严的土地。我深知国家不惜巨资送我们出国深造的深远意义，然而，我已不再孤单，我有妻子和孩子的陪伴。我们夫妻情深，我实在难以割舍他们。我一直努力劝说妻子与我一同回到祖国，但她不谙汉语，加之两国文化、生活习惯和水平的巨大差异，即便她曾两次来中国尝试适应，也始终无法融入这里的生活。我动员她与我一同归国的愿望最终落空。我爱我的妻子和孩子，但我的祖国在我心中占据着更重要的位置。我下定决心必须回到祖国，然而，她却坚决拒绝与我同行。因此，我们不得不开始了漫长的异地分居生活，几年后，这段婚姻终究走到了尽头。

1958年，允斌的苏联夫人作别中国，那是我最后一次陪同她办理出境手续。她仅能用汉语表达几句简单的问候。在少奇同志家中逗留了短短十几天后，她便感到难以继续居住。毕竟，当时大家的工作都异常繁忙，允斌更是将事业视为生命的全部，因此无人能抽出时间陪伴她。语言上的隔阂和生活习惯的不适应，让她难以忍受这份孤独。记得有一天，允斌不在家，少奇同志便在饭厅与她共度了一段时光。他尝试用那略显生疏的俄语，一句一句地与她交谈，试图缓解她的愁绪。然而，这种方法并不能真正驱散她心中的苦闷。每当允斌不在身边，她便感到举步维艰。

自她上次归国之后，两人最终下定决心走向了婚姻的终点。毋庸置疑，中苏关系的加剧紧张也在他们的分手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笔者深信，承受心灵之痛的，远不止刘允斌及其苏联妻子玛拉二人。刘少奇这位让孩子面临艰难抉择的父亲，其内心同样要经历一番苦涩的煎熬。尤其是当他的三个孩子均遭遇相似困境时，那份苦涩便需反复品味三次。

刘允斌在离婚之后，不仅倾尽个人积蓄，更是动用了父亲刘少奇所遗留的巨额资金，为苏联的夫人购置了一栋房产，以此聊以慰藉内心的愧疚之情。

对于此说法的真实性，笔者持怀疑态度。刘少奇一家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在中南海内并非鲜为人知，后文将有大量证据佐证。尤其是关于其家庭开支紧张的情况，甚至被收录进了毛泽东的语录中。为此，笔者向刘亚非的父亲刘振德以及其他知情人士进行了核实，他们均确认刘少奇绝无可能动用大笔资金兑换卢布，为前儿媳在苏联购置房产。须知，当时人民币与卢布的汇率，甚至高于美元与英镑的比值！

身为长子的刘允斌和长女的刘爱琴，对于父亲的辛劳深有体会，她们能够以更为高远的视角来处理个人的情感纠葛。相较之下，性格略显固执的刘允若，由于她的跨国恋情与时代潮流不符，这不仅给父亲带来了额外的烦恼，也使她自己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扣除必须的开支后，手中竟然显得有些紧张／到了规定的更新时间，刘源的鞋子已经破烂不堪／王光美对涛涛的疼爱，与其他几个孩子相比，显得格外突出。

在大哥刘允斌归国之际，刘平平、刘源、刘亭亭相继步入校园，开始了他们的求学之路。他们均就读于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在这所学校的校园里，与中南海的孩子们同窗的，还有朱德同志的孙子朱援朝、朱和平，李先念同志的女儿李紫阳，以及儿子李平平，谭震林同志的儿子谭小光、谭小旭，以及吴振英同志的二子吴小立等。

尽管学校距离家中并不遥远，然而为了锻炼孩子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刘少奇特意要求他们在校寄宿。每到周六的午后，一位年长的师傅便会驾驶着装有木板包厢的三轮车，将刘家的三个孩子以及其他家庭的孩子一同接回中南海。车上，还有居住于中南海西门对面的灵境胡同的陈赓大将的两个孩子。而每周一的清晨，这位师傅又会将这群孩子安全送回学校。

孩子日渐成长，理应学会独立乘车上学。朱德、谭震林亦赞同刘少奇的看法，众人遂决议弃用三轮车，并为孩子们购置了月票。自此，孩子们便自行前往位于中南海西门偏南的公交车站，先乘坐14路公交车，继而又换乘10路公共汽车，踏上求学之路。

在求学的岁月里，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五人每月的生活与学杂费用合计仅为100元。尽管他们的生活并无匮乏之虞，但家境的宽裕程度亦非丰腴。诚然，在孩子们身上添置些许开销尚有富余，然而刘少奇夫妇始终期望，子女们的日常生活不宜与普通民众相差太远。

家中的兄弟姐妹们每年每人仅能购置一双新鞋，这看似公平的分配实则带来了实际上的不均。男孩子们的新鞋很快磨损，而更新规定尚未到期，鞋子已是破烂不堪，他们却只能勉强度日。在刘源的记忆里，最令他欣喜的事情之一便是能够换上崭新的球鞋。

昔日，刘少奇夫妇的薪酬合计超过五百元，然而家中人口众多，各项开销繁杂，扣除必须的开支后，手中的余钱可谓是颇为拮据。

夫妇俩每月缴纳党费25元，刘少奇个人支出用于购买烟草、茶叶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共计100元，全家的饮食开销约为150元，支付保育员的工资为40元，初期每月的房租和水电费用在40元以上。扣除孩子们的生活费用以及居住在中南海家中外婆的零花钱后，所余无几。然而，刘少奇仍需用这些有限的资金来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亲朋好友。

关于房租水电，其间也有故事。

1960年，中央办公厅颁布了一项新文件，对干部的住房费用标准进行了重新规定。刘少奇考虑到管理部门可能存有疑虑，并可能给予特殊关照，因此亲自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对自家的居住面积进行了精确测量，并核对了水电费用的具体数字。经过重新计算，刘家每月需缴纳超过60元的房租及水电费，较之前增加了约20元。对此，刘少奇明确表示：“既然工资制度已经确立，就必须严格执行。高级干部应当以身作则，不能再继续享受供给制待遇。”

鉴于刘少奇与何葆珍的子女要么已在职场奋斗，要么身在苏联深造，王光美在中南海的家中对孩子的关怀尤为细致入微。她倾注了最多心力照顾刘少奇与王前生的女儿涛涛，不仅为她挑选最合适的衣物，还尽力满足她的需求。因此，在涛涛身上的花费自然也就相对较多。

平平时常目睹母亲对涛涛的偏爱，心中不禁涌起一丝酸楚：“似乎我真是家中最不幸的，上有姐姐哥哥，下有弟弟妹妹。姐姐所需，母亲总能即刻满足；妹妹年幼，亦备受宠爱。而我，却如同一颗被忽视的明珠，所需所求，皆无人应答。”

此中，即便是刘少奇的秘书吴振英之子吴陕立亦敏锐地察觉到了：“刘家真正的公主非刘涛莫属，她要什么便有什么，衣饰更是华丽非凡。相较之下，年纪更小的孩子却都显得朴素无华。我们无不为之感到不公，纷纷为他们鸣不平。”

刘源向笔者透露：“我们从未曾想过涛涛与我们的亲生母亲并非同一人。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从大字报上瞥见这一说法，起初心中难以置信，情感上也难以接受。”

在王光美的四个孩子中，刘源是唯一一位男性。然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并无任何特殊之处。他所使用的铁皮铅笔盒，亦是由姐姐传承而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盒子上的盖子已经无法完全闭合，只能借助一根橡皮筋将其固定，依旧得以继续使用。

1960年伊始，阿富汗的国王与王后莅临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在与刘少奇同志的会晤中，王后表达了她希望一睹刘家孩子们风采的愿望。当时，中央有指示，要求夫人们及其子女们共同参与外交事务。刘少奇同志对此表示欣然同意。

得知这一消息，老外婆不禁忧心忡忡，她认为孩子们的着装在正式场合略显不足。尤其是亭亭，她的所有裤子都打了补丁，即便是最好的一条灯芯绒裤子，膝盖上也裂开了一个三角口。长辈们曾考虑前往北京市借用外交仪式上献花儿童的服装，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将就。巧手阿姨在破绽处缀上了一朵小花，巧妙地掩盖了瑕疵。

亭亭对曾自说：我们家生活条件还不如你们家呢／毛泽东听了后，就给王光美写了一封信／毛泽东说：“切莫打扰她，她正细心地观察着这个世界的变迁。”

“那段时光，我们彼此轮流做东，到对方家中享受款待。记得第一次踏足小鲁的家，他诚挚地说：“家中并无他物，就请品尝这些吧。”我们一看，原来是伊拉克蜜枣。然而，此后每次聚会，他的桌上总是摆满了这些蜜枣。有人说，小鲁的肝炎或许就是由此传播的，那时确有这种说法流传。至于刘源家，更是让人哭笑不得。每次拜访，他总会拿出糖精片、小苏打、柠檬酸等材料，引导我们亲手制作汽水。对于那些在中南海度过的童年往事，张寰的记忆尤为深刻且清晰。”

刘源坦言：“昔日家中经济状况颇为拮据，因此我只能尽我所能来款待友人。”关于此，刘亭亭的同窗好友亦有所回忆。她们虽同居中南海，偶有相见，却鲜少互动。直至就读于上师大女附中，因分属同一小队且共同肩负起一定的职责，时常需商讨队内事务，彼此间的友谊才逐渐升温。

初入校园，班级的干部人选均由师长指定。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之女荣任中队长的职务。我和刘亭亭同属一个小组，我担任小组长，她则被委以副组长的重任。刘亭亭学习成绩优异，尤其是在英语方面表现突出。在同学们自主推选班干部的过程中，她凭借出众的才能和广泛认可，当选为中队的学委。

在一次研究完小队事务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地聊起了女孩子的话题。我之前总觉得刘亭亭那条宽背带的裙子颇为时尚。然而，亭亭却告诉我，那裙子是用别人赠送的布料制成的，其实并不特别。

突然间，亭亭直言不讳地说道：“说实在的，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挺紧绷的，可能条件还比不上你们家。”曾自在回忆往昔时感慨道：“当时我对她的话感到难以置信，共和国主席的家庭条件怎么可能不如我家？”

说到刘少奇的几个女儿的衣着，大家都觉得打扮得最漂亮的要数刘涛。曾自的姐姐曾立说：“那时候，刘涛在我眼中就像是一位小公主。”

刘涛在大学时期，与众多领袖之子相仿，受到了鼓励，选择了理工科方向，进而就读于清华大学的自动控制专业。然而，她对自控专业并无太大兴趣，内心更偏爱文学与历史。加之身体状况欠佳，她的学业成绩一度不尽如人意。

面对这一境遇，刘涛萌生了转读其他专业的念头，然而刘少奇与王光美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面对小小的挫折便选择放弃，并非明智之举。

涛涛前来找我，向我讲述了她的学习状况，以及她想要转至其他专业的愿望。她提到你们对此持有异议。我个人认为，让孩子学习她真正感兴趣的事物或许更为适宜。

刘少奇阅罢毛泽东的信，心中不禁愕然，未曾料想毛泽东竟如此关注自己女儿的学业。他即刻将女儿唤至身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教诲，强调年轻人应当承受挫折，锻炼意志。同时，他严肃地告诫：“毛主席身为党的领导核心，肩负着众多重大事务，你怎能因个人琐事打扰到毛主席呢！”

继而，王光美特地致信毛泽东，就刘涛转学之事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她指出，转学并非全然不可，然而，鉴于严格的选拔标准，此举不能仅凭一时冲动，而应做出深思熟虑且负责任的决定。毛泽东在阅读完信件后，在与王光美的会面中评价道：“你们的思考是正确的。”

在这件事情中，我们得以窥见刘少奇之子女在毛泽东面前毫无拘束，敢于畅所欲言，毫无保留地表达内心的真实所想。刘源亦曾提及：“那时，我们这几个孩子与毛泽东交往，感觉更为轻松自如，相较之下，与严肃的父亲同处，我们则显得有些拘谨。”

李讷幼时，总以亲昵的口吻称呼毛泽东为“我的小爸爸”。随着年岁的增长，毛泽东对她提出的期望也日渐严格，她孩童时期那份无拘无束的亲昵逐渐淡去。然而，面对其他家庭的孩子，毛泽东依旧保持着对童真乐趣的热爱与包容。

每至毛泽东遇见我们这几个孩子聚在一起，他便挥动手势，逗趣地说：“将手掌摊开平移，这就是‘平平’；以食指轻轻抵住伸展的手掌，形成一种暂停的姿态，称作‘亭亭’；而用拇指与食指圈成一个环，便代表着‘源源’。”

有一次，王光美带着孩子去跳舞，毛泽东也到了舞场。刚刚两岁的小女儿潇潇跑到毛泽东跟前，一动不动地直盯着他看。平平、源源、亭亭都说：“你怎么不叫伯伯啊？快叫伯伯。”毛泽东却说：“不必打扰她，她正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

“每当此时，毛泽东总是显得格外和蔼可亲。”刘源在回顾了这些往事之后，不禁如此感慨。

刘少奇为子女们精心编制了一份详尽的“成长计划”／孩子们的房间里，那台收音机再次不翼而飞／刘源对中国传统水墨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当家长挥毫泼墨练大字时，他也会拿起毛笔，在旧报纸上尽情挥洒。

9岁时学会游泳，11岁时掌握骑自行车的技巧，13岁时实现生活自理，15岁时则能独立外出。

定下目标并非终点，而是需要切实执行的过程。“我们皆依照这份进度表进行实施。我个人则是在各项指标上略有超前的完成度。我是在8岁时学会了游泳，而在八九岁之间，我也掌握了骑自行车的技巧。”刘源如此陈述。

孩子们在严格自律的实践中，往往能从父亲的一举一动中汲取丰富的启示。

在1956年之前，甲楼一层的秘书办公室内，摆放着一台由军用发报机改装而成的收音机，其体积庞大，外观亦显简陋。然而，在那个时代，其他房间中却鲜有这样的设备。物以稀为贵，刘少奇的孩子们便常常光顾此处，以期收听广播节目。

为了迎合孩子们迫切的求知渴望，一位秘书主动与负责改装收音机的总参谋部取得联系，表达了希望能够用这台大型收音机交换两台小型收音机的意愿。总参谋部不仅迅速给予了同意，更是慷慨地额外赠送了三台他们自行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秘书保留了一台，另外一台赠予了卫士，而剩余的那一台则被安置在了孩子们的房间中。

刘少奇步入孩子们的居所，眼前一台收音机引起了他的好奇：“这设备是从何处得来的？”孩子们坦白道，是他们的秘书所赠。

刘少奇步出孩子的居所，随即唤来那位秘书。在了解完状况之后，他的神色变得庄重：“你们岂可随意向他处索取物品！从今往后，不得擅自接受任何人的赠礼，不得侵占公物，亦不得以我的名义处理不当事宜。那些不应得之物，一律须退回。”话音刚落，孩子们房间的收音机便再次从视野中消失。

父母对孩子的学业、政治素养的提升以及人格的塑造倾注了极大的关注，这种关怀亦体现在对他们在主课学习之余所培养的多彩兴趣和爱好的鼓励与扶持之中。

自那时起，乒乓球已成为我国的国球。不论大人还是孩童，都对这项运动情有独钟，并将乒乓球技艺的精湛视为荣耀。若想技艺出众，唯有勤学苦练。记得有一次，李树槐的小女李延梅来到西楼会议室游玩，恰巧会议室中摆放着一张乒乓球台。刘源随即找到了对手，两人便在球台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决，场面热闹非凡。

夜色渐深，刘源迟迟未归，王光美心中不禁泛起几分忧虑。毕竟，刘源平日里总是一丝不苟，恪守规矩。无奈之下，她只得召唤警卫人员展开搜寻。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西楼会议室里发现了两位正汗流浃背、激战正酣的孩童。

身为母亲，她对孩子午夜未归深感忧虑与不安；同时，这也打扰了众多人的安宁，让她心中不禁泛起怒意。然而，当她发现孩子并未做出任何不妥之事，而是在积极锻炼身体，打乒乓球以增强体质时，便没有过多地责备孩子。

或许受到了毛泽东的熏陶，中南海内诸多首长与干部都对书法情有独钟，一有空闲便在废弃的报纸上挥毫泼墨。不知从何时开始，刘源对中国水墨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当家长练习大字时，他亦会拿起毛笔，在旧报纸上随意挥洒。

此后，刘源投身黄胄门下，研习中国画技艺。听闻刘源得遇良师，中南海内诸多与他有相同兴趣的年轻学子亦纷纷追随，共同拜师学艺，四处寻访画坛巨擘。这群青年才俊中包括了朱德的孙辈朱援朝、朱和平等人，以及邓小平的女儿邓林，以及周恩来侄女周秉宜，她们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均接受了系统的专业训练。

古语有云，名师出高徒。在黄胄等名师的悉心指导下，这些孩子们绘画技艺均有显著提升。刘源在11岁那年，便在巴黎国际儿童画展上斩获金奖，并在其他竞赛中荣获两次三等奖。对于绘画，刘源充满了热情，每逢佳节，他便亲自制作贺年卡，赠予亲朋好友。朱援朝回忆道：“我至今仍珍藏着他为我们家绘制的贺年片，而他恐怕早已遗失了当年的笔迹。”

在中共中央于庐山举行第二次工作会议期间，刘源随父亲一同登上了这座名山。他在山上挥毫泼墨，绘制了一幅画作赠予毛泽东。在落款时，他随性地签上了“元元”二字。毛泽东瞥见落款，带着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吻说道：“这名字不妥，不宜过于圆润，应当有棱有角。”刘源赶紧辩解道：“并非是指圆滑之圆，而是指源泉之‘源’。”毛泽东听后，欣然笑道：“既然是源泉之‘源’，那倒也无妨！”

丁丁在起用学名刘允真后，常常想着父亲的殷切希望／“请你们说实话，他们好就是好，差就是差……”／“你家的这两个孩子的勤俭和朴实，在全校是出了名的。”／刘少奇面露愠色：“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与庐山上的毛泽东一番对话后，刘源不禁对自己的名字产生了深思，渐渐觉得它似乎不太符合自己的心意。身为中南海的子女，众人皆以“源源”相称，他心中却认为这更像是一个孩童的名字。将来成长成人，若是仍旧被“源源”、“源源”地呼唤，难免会让他感到尴尬不已。

他屡次三番地向父母提出了更名的请求。父亲终于被他的坚持所打动，深思熟虑之后，为他取了新名“鉴真”。在将这个新名字告知刘源之际，父亲与他长谈甚久，详细阐释了“鉴真”二字的深刻含义。

不久之后，首都的文化和宗教界举办了一场纪念鉴真大师的活动。此活动让王光美意识到，“鉴真”这个名字与一位历史上著名的高僧同名。她对此表示不认同，因此改名的提议被暂时搁置。然而，父亲那番深情的教诲，却深深地刻在了刘源的心中。

对孩子进行教育，曾通过改名的方式，又经历了一次类似的情形。

“爸爸期望你今后能够改正自身的缺点，无论面对何种事务，都要全力以赴，严谨认真。”

自更名为刘允真以来，丁丁时常心怀父亲那份深切的期望，做事愈发地专注与投入。观其给丁丁取名“允真”，给源源取名“鉴真”，不难发现刘少奇对“真”字有着特别的青睐。

在刘源等众孩童的回忆中，他们的父母不仅对自己孩子要求甚严，还积极劝说那些与孩子有关联的人，切勿对他们施以特殊优待或过度宽容。

1959年5月10日的午后，刘少奇同志于中南海的私宅内，亲切接待了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陶淑范、褚连山等教师，他们正是平和与源源的启蒙恩师。

经过细致了解各位老师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刘少奇发表感慨：“平平和源源，他们既是我的子女，也是你们的学生。古语有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今日邀请各位前来，正是希望传达一个信息：希望你们能够对他们严格要求。若你们不加以严格管教，我将感到不悦。”

刘少奇环顾四周，目光落在在场的教师们身上，忽然提问：“大家觉得平平和小源源在学校的表现如何？”

教师们专注于聆听“首长”的指示，思维尚未及时跟上，一时间皆显得迟疑不决，立于原地。

“请各位坦诚相告，他们若是优秀便直言其优，若有不足也请明言。尽管我是他们的家长，但相较于各位，我的接触和了解显然有限。”刘少奇为了缓解老师们心中的疑虑，紧接着又补充了几句。

“平和与源源在校园中勤奋学习，他们生活简朴，对师长充满敬意，与同学和睦相处，积极参与各类活动。我们深知您对子女的教诲严谨，即便他们有所不足或犯错，我们也敢于直言不讳，毫无保留地提出批评，从不袒护。”一位老师沉思片刻后说道。

“一切都恰到好处，一切都恰到好处。天下父母心，无不疼爱子女，然而过度的宠爱与迁就，实则是对孩子的不当养育，是对他们责任的逃避。对你们对平平与源源的严格管教，我们心怀感激。”王光美对老师们这种做法表示了充分的认可。

另一位教师感慨道：“你家的两个孩子，以其勤俭节约和纯朴无华的品质，在全校都享有盛誉。”

“勤俭，实乃一种高尚的美德。”刘少奇接过老师的言辞，“即便如今我国尚处于贫困之中，将来即便生活富裕，我们也应当继续推崇勤俭节约之道。学校与家庭均需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劳动意识与集体主义精神。”

“那日，老师莅临家访，父母与老师畅谈许久。”时至今日，已过去四十余载，刘源仍对那幕记忆犹新。

刘允真在备战高考的那一年，成绩不尽如人意，未能如愿考上高中。这一打击让他情绪低沉，精神不振。有人试图以刘少奇的名义，向学校施压，希望为其争取机会。得知此事后，刘少奇特地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邀请了工作人员一同参与讨论。

“我的孩子们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都不让填写父母的真实姓名，就是怕人家不好管理，搞特殊照顾。现在，好像高干子女上了初中就一定要上高中，上了高中就一定要上大学，而不管考得上考不上；参加工作就一定要当干部，而不管有没有那个能力！”讲到这里，刘少奇面露愠色：“这究竟是什么逻辑？为什么高干子女就不能成为工人、农民或解放军战士？我再次明确表示，我的子女绝不允许享有任何特殊待遇！”

刘允真并未凭借父亲的背景进入北京知名的高中，而是凭借自身的考试成绩，被录取至北京郊区一所实行半工半读的寄宿制农业技术学校。

在踏出家门前往学校的最后一刻，丁丁向他的父亲道别。平日里总是表情庄重的父亲，这次却以温和的语气对他说：“我赞同你学习一门技术，但你必须勤奋刻苦。若不然，到头来可能一事无成，那时恐怕没有人能再助你一臂之力了。”

刘少奇闻知此讯，感到儿子的行为简直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们的恋情，偏偏是伴随着中苏关系的矛盾和敌对与日俱炽／赫鲁晓夫对刘少奇说：“你儿子的女友向我致信，寻求我的支持。”

1960年，刘少奇的次子刘允若结束在苏联的学业，毅然踏上了归国的征程。

在苏联期间，刘允若最初投身于工学院，专攻飞机无线电仪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发现自己对此领域的兴趣与日俱减。与此同时，他与几位同学间的相处也不甚和谐，内心充满了不悦。因此，他萌生了转学、转系、转专业的念头，希望能够转向文学或新闻领域深造。

他向中国驻苏联使馆留学生管理处提出了自己的构想，然而该处并未予以同意，并对他进行了劝导。面对这一困境，刘允若感到困惑，遂向父亲寄去了一封信，寻求他的支持和理解。

对这种遇到一些挫折就退却的意念，刘少奇很不赞同。他回信说：“你转系的理由并不充分，我赞同留学生管理处的看法。”然而，刘允若似乎难以扭转其思想，这导致他在一段时间内情绪低沉，学习成绩也有所下滑。

刘少奇闻知此讯，感到儿子的行为简直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写信批评道：尽管你曾经历经磨难，却也沾染上了不少恶习。如今的行为，无疑是严重个人主义思想的恶劣影响所致。

对此，刘允若并未予以认同：“不过是想让我说几句话帮你转系罢了，何须如此大惊小怪。”面对父亲接连不断且愈发严厉的指责，刘允若心中逐渐萌生了逆反的情绪。

经过一段时日的沉淀，他渐渐恢复了冷静，这才领悟到父亲所言不虚。最终，他采纳了父亲的建议，继续在理工科领域深造，并将专业方向转向了导弹的总体设计。

在苏联的留学岁月里，刘允若邂逅了一位名叫丽达的苏联姑娘，并迅速坠入爱河。然而，这段恋情却不幸地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紧张与对立同步加剧。

鉴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刘少奇要求刘允若深思熟虑其恋爱与婚姻的抉择，并作出与丽达关系的终止。然而，热恋中的个体往往被情感所蒙蔽，难以听从理性的忠告。尽管因刘允若的归国而不得不暂时分离，两人却均未放弃成为终身伴侣的愿望。

赫鲁晓夫

丽达给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写信，请求他促成她和刘允若的结合。她不可能想到，她和刘允若纯真的爱情，会被人利用作政治筹码。赫鲁晓夫在和刘少奇见面时，拿出了丽达的信对刘少奇说：“你儿子的未婚妻向我寻求援助，我对此表示全力支持，并赞同他们携手共度。瞧，你们的子女也将站在苏联的阵营之中。”

刘少奇深知，赫鲁晓夫的行径不仅触及了他个人的尊严，更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挑战。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会议上对中国进行围攻，以及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偏袒印度，干预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的动乱，使得公开的争论变得不可避免。在这种形势下，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已无回旋余地。面对这样的局面，刘少奇还能有何选择？他只能决定让儿子坚决结束与丽达的情感纠葛。

刘允若的固执性格再度显露无遗，他身上透露出一股非丽达不娶的坚定决心。周围的人多对他表示了理解，纵使他们发现他偷偷溜到父亲办公室给丽达拨打国际长途，也未曾予以揭发。然而，众人心中都清楚，他的这种挣扎无疑是徒劳的。

目睹刘少奇与毛毛父子间的对立，王光美心头忧虑重重。她明白，丈夫的政治立场已定，作为一位共产党员，她亦会作出同样的抉择。然而，身为继母，她对这位失去母亲的孩童，更渴望给予无尽的关爱，以期孩子能拥有幸福的人生。

面对利弊的反复考量与苦口婆心的劝说不达预期，王光美转而寄望于促成刘允若与本国女性的交往，借此机会治愈他因与丽达分手而心灵所受的创伤。自此，她开始细心留意刘允若眼中那些细微的变动。

当她察觉到刘允若对一部描绘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中的女主角颇感兴趣，便设法探询这位女主角的详细信息，并暗中观察她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女主角的家庭背景并不理想，王光美遂将此事暂时搁置，并未向刘允若提及。在那个年代，家庭背景与能否进入中南海息息相关，因此此事绝不可掉以轻心。

王光美持续关注着刘允若。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一部描绘抗美援朝题材、颇受好评的电影上映。王光美在观影后，对片中一位配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不动声色地展开了一系列外围调查。

在了解到这位配角并无出身或社会关系上的瑕疵之后，王光美与刘允若便展开了关于此事的对话。刘允若对继母的关怀心怀感激，特地前往电影制片厂探望了那位女演员，并对其表示了认可。然而，在刘允若试图进一步深化彼此关系时，女演员却因两家境况的巨大差异而婉言拒绝了。

“毛毛因父亲无奈之选所承受的情感创伤，一直牵动着母亲的忧心。她竭尽所能，力求为毛毛提供情感上的弥补。然而，毛毛的婚姻之路颇为坎坷，这也使得他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未解之结。”在从政多年的生涯中，现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的刘源，或许最能深刻体会父母内心的微妙情感。

初涉军营锻炼之际，恰逢当年盛况空前的大比武尾声／张寰至今仍能清晰忆起，那些常出入中南海的中央领导座驾的牌照／听闻刘主席之子有所微词，杨德中的神色瞬间变得凝重。

在刘少奇一家迁出西楼甲楼的那段岁月尾声，有一桩往事令刘源铭记于心，并在随后的数十年间，他时常自豪地提起。那便是他身着军装，手持冲锋枪，于中南海内，仿效警卫之姿，在岗位上坚守岗位的情景。

刘少奇始终关注子女们在政治道路上的成长。刘允若学成归国后，刘少奇便对其言道：“你理应投身于农村、工厂、部队，历经锻炼。这对于深入理解我国国情、接触广大民众以及自身成熟，大有裨益。”尽管这番话语是单独对刘允若而言，但其要求实则适用于家中每一位孩子。恰巧的是，刘源听到了父亲与哥哥的交谈，心中深有感触。每逢出入中南海，他都会从岗哨前经过，对军人的戎装与威武肃然起敬，因而向父亲提出了在假期投身部队锻炼的愿望，父亲对此表示了全力支持。

1965年盛夏的八月，刘少奇同志于家中悉心聆听刘源同志对其在军队锻炼期间的详细汇报。

刘源向常伴左右的玩伴们透露了这一想法，包括董必武之子董良翮、陈毅之子陈小鲁、李富春外孙李勇、李先念之子李平平以及何畏之子张寰等。哪个男孩不曾有过成为一名军人的梦想？于是，他们纷纷向自己的父母提出请求，并幸运地得到了长辈们的赞同与激励。

中南海内驻扎着警卫部队，这为青少年到军营锻炼创造了便利条件。随着暑假的临近，在几位家长的积极推动下，刘源、董良翮、李勇、李平平、张寰等同学得以加入中央警卫团。当他们身着戎装，手持武器，站在哨位上时，周围孩子们投来的羡慕目光，让他们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骄傲与满足。

在这群挚友之中，唯有陈小鲁未曾享受到那份在军装下挥洒神采的荣幸，相比之下，那些身着戎装的孩子，他们的父亲早已卸下了军职的重担。陈小鲁透露，这背后源于母亲的反对，母亲张茜并不赞成孩子投身军旅。她曾对陈小鲁言道：“你们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学业。暑假期间，应当多花些时间阅读书籍，或是跟随父母四处游历，增长见识。参军的事情，不妨留待毕业之后再作考虑。”

军营生活节奏有序且紧凑，孩子们在此与军官们共餐共宿，一同参与操练与训练，并按照规定时刻执行站岗任务。

尽管四周尽是军官的身影，然而前来锻炼的孩子们却都身着士兵制服，佩戴着列兵的军衔。他们稚气未脱的身姿，穿上这套军装，一站到哨位上，便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中央警卫团的副政委王化宇回忆道：“起初，我对他们前来锻炼的事一无所知。有一次，我偶然路过小西门，瞧见刘源正坚守岗位，便与他攀谈了几句。这才得知他们前来锻炼的消息，并且还对他给予了勉励。”

自1964年起，孩子们便踏上了在部队锻炼的征程。他们之所以对这一年份记忆犹新，是因为正值那一年盛大比武活动的尾声。彼时，这场比武的热潮也席卷了中央警卫团。除了对射击、擒拿等军事技能的严格要求外，团内还特别强调“背”功的训练，即背诵出入中南海的汽车车牌号码。

识别车牌号码乃中央警卫团的必备技能之一，其职责要求中明确指出，必须确保中央常委所乘坐的车辆能够畅行无阻地进出中南海。倘若对于应当拦截的车辆，警卫未能及时制止而予以放行，则被视为一次失误；同样，若对于应当放行的车辆，警卫却擅自加以拦截，亦算作一次事故。

传闻昔日，一位新任中南海警卫人员曾拦下了陈毅的座驾。尽管陈毅当时对这位警卫给予了表扬，但在内部，此举仍被视为一次失误。事件发生后，中央警卫团随即强化了要求，强调警卫人员必须熟悉车牌号码、首长司机以及首长随行护卫人员的相关信息。

董良翮、李勇、张寰、刘源、李平诸人，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之后，亦对中央领导所乘坐轿车的车牌号码有了深入的了解。历经一番刻苦的记忆，张寰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些时常穿梭于中南海的中央领导轿车的车牌号码。

在那年的“八一”建军节之际，几名前来部队锻炼的孩子们身着崭新的军装，度过了这一特殊的日子。张寰清晰地记得，那天他们还进行了射击训练，而晚餐则是丰盛的军人大会餐。用餐过后，他们突然接到通知，需前往警卫团团部一趟，那里，团政委杨德中要与他们进行一番谈话。

“良翮、李勇、张寰、李平平以及我，齐聚一堂，依次步入中央警卫团的团部。”刘源回忆道。“那时，我们均已晋升为上等兵，而初入部队时，我们佩戴的却是列兵的军衔。在参加的多次军事技能考核中，我们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日常的训练也颇为刻苦。或许是为了对我们的努力给予肯定，团部决定将上等兵的军衔授予我们每一个人。”张寰补充道，“当时，我们中队的干部明确告知，中队拥有授予上等兵军衔的权限。”

位于南海东南部核心区域的中央警卫团总部，团政委杨德中关切地询问了参与部队锻炼的年轻一代们的心得体会。鉴于他们在锻炼期间的出色表现，杨德中逐一给予了肯定和赞扬。在谈话即将结束时，他关切地询问：“大家还有哪些想法或建议吗？”

几个孩子都没吱声，似乎是没有什么意见，杨德中已经准备说可以离开了。“我有意见。”刘源突然喊了一嗓子。“哦，你有意见？说说看。”听说刘主席的儿子有意见，杨德中的表情顿时严肃了起来。

刘源表示：“警卫们的表现总体令人满意，无论是射击技巧、擒拿术，还是日常操练、内部事务，他们都是我们的楷模。然而，每当他们回到宿舍，闲谈之间却总是拿他人的妻子打趣，不是评论这人的妻子如何，就是调侃那人的妻子怎样。这种话题在业余时间屡见不鲜，我总觉得这样的氛围不太适宜。”

杨德中听闻这番见解，顿时笑逐颜开，哈哈大笑：“哎呀，原来是这样子的意见啊。确实说得很有道理，完全赞同，这个意见我们予以采纳，并且会提醒他们今后务必引起重视。”

走出警卫团的团部，孩子们心中不禁涌起一丝淡淡的忧伤，他们开始意识到，身着军装、佩戴领章的日子已所剩无几。

归途中，刘源向李勇和张寰提议：“咱们不如去王府井转转。”张寰好奇地问：“去王府井有何贵干？”刘源回答：“我们要去向军官行礼。依照军规，士兵行礼时，军官必须回礼。我们即将退伍，若是再不向军官行礼，恐怕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张寰回忆道：“我们当时一心想要向一位将军行礼，但街上游荡了大半天，却未能遇见。所见的最高军衔者，也仅是寥寥几位大校和上校。我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大校正扶着夫人行走，刘源首先上前行礼，那位大校赶紧放下扶着的夫人，也回以敬礼。随后，李勇和我亦上前向军官致意。我想那晚在王府井街上，那些军官或许都会感到疑惑：这几个年轻人为何在此行礼？”

军旅生涯落幕，首批投身磨砺的董良翮、李勇、刘源、李平平、张寰，带着不舍之情褪去了军装。然而，他们的勇敢尝试，却激起了中南海众多年轻男儿对军营生活的向往。谭小光回忆道：“记得刘源他们作为第一批站岗的兵，我们都目睹了他们的英姿，觉得他们非常威武。第二年听说又要招募新兵，我们纷纷踊跃报名参加。”

刘源

在1965年至1966年的假期，渴望投身警卫部队的青少年人数激增，甚至包括中南海之外的孩子，诸如当时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等，亦纷纷加入了这支队伍。

刘源成为当之无愧的兵王，三年间未曾缺席一次训练。至今，这份荣耀仍让他引以为傲——经过无数次的严苛训练与考核，他的军事技能得到了显著提升，更荣获“特等射手”的殊荣。在1966年国庆节的盛大阅兵仪式上，他更有幸成为国旗护卫队的一员，以整齐划一的正步，昂首阔步穿越天安门广场，接受着全国人民的检阅。

然而，正是在刘源多次投身军旅锻炼的岁月里，他的家经历了搬迁，从西楼甲楼迁至了林伯渠先生曾居住的福禄居院落，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