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夏末的八月，周恩来总理的日程簿上新增了一位熟悉而又敏感的名字——邓小平。身患癌症的共和国总理，尽管身体孱弱，却毅然决然地为邓小平的复出之路铺平了道路。近日，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了顾保孜的最新著作《周恩来最后600天》，作者通过广泛的访谈与深入的资料研究，为我们重现了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中，真实而鲜活的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形象。

毛泽东信

频繁光顾洗手间，他不仅深感耗时之冗余，更认为在公共外交场合中此行为显得尤为失礼。因此，医生建议的多饮水以辅助治疗，于他而言，竟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1972年7月，自周恩来总理确诊癌症以来已逾一月，然而众人心怀信心。只要我们争取到宝贵的时间进行及时治疗，便有望获得最佳治疗效果，治愈的可能性依然相当可观。因此，医疗团队将治愈的期望完全寄托于早期手术治疗。在周恩来总理主持“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专家们针对病情进行了详尽的会诊，并制定了手术方案，随后呈报中央，静待审批。

自治疗方案报告递交以来，医护人员们热切期盼着西花厅的高效运作能同样体现在对这份医疗报告的审批流程中。遗憾的是，治疗报告并未如医生们所期待的那样迅速得到批复，这令医护人员们焦虑不安。他们尚未对总理进行体检，对总理的病灶位置、大小以及症状等基本病情尚一无所知。若稍有差池，如何能对得起总理的信任，又如何能向全国人民交代？医生们肩负着救死扶伤的使命，在医生们眼中，周恩来总理正是一位亟需救治的早期癌症患者。

医生们焦急万分，却未能意识到一个不容忽视的职责之外的事实：周恩来不仅是一位亟需救治的早期癌症患者，更是拥有七亿人口的大国之“掌舵人”。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决策，无不牵动着国家政局的稳定与国民生计的起伏。作为国务院总理，他在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棋局中，扮演着不可或缺、不容有失的关键“棋子”角色。

报告的审批一旦延迟，医生的诊疗工作也将随之延后。依据一项来自国外的科学研究——“每日饮水量超过十杯者，相较于每日最多饮五杯者，膀胱癌风险减半”——保健医生建议周恩来增加饮水量，理想状况下应达到每日2000毫升以上。然而，即便这一看似简单的建议，对于周恩来而言，也显得难以践行。因为增加饮水量意味着更频繁的如厕，而他日常的生活节奏往往是接待外宾、参加会议或审阅文件，常常一坐就是半天。频繁地进出卫生间，不仅让他觉得浪费时间，在外交场合亦被视为失礼之举。因此，医生期望通过增加饮水量来辅助治疗的建议，最终也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医生们得以稍感宽慰，因为他们成功地说服了周恩来。他答应从8月4日至8月9日，利用整整一周的时间，前往北京西部的玉泉山畔进行工作与休憩。

然而，当众人搬至玉泉山后，方才意识到，这里的山清水秀对周恩来而言，不过是换了个办公场所，工作量依旧未曾有所减轻。

卫士长的日程记录清晰勾勒出一周的繁忙行程：他主持了四场会议，并接待了两国的国家元首。由此可见，即便在休假期间，周恩来总理也以六天的时间高效地处理了六项国家及外交事务。

8月9日的钟声敲响，周恩来便毫不犹豫地离开了玉泉山。他急于返回西花厅，因为在那里的日程簿上，8月中旬的安排中赫然出现了一个既熟悉又敏感的名字——邓小平。

起因是毛泽东收到一封信。

这封信系邓小平于8月3日致毛泽东。在信中，邓小平对林彪、陈伯达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同时表达了他继续为党、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力量的坚定意愿。

毛泽东认真研读了邓小平的来函，心中不禁有所触动。随即，他挥毫在邓小平的信件上写下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是所谓的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一长篇批语，让周恩来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预见到一片光明即将到来。毛泽东的批语直接映射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见解与评价，这让周恩来内心深受触动，这是显而易见的。他立刻意识到，邓小平复出的大好时机即将到来，而他本人也正面临身体上的“危急关头”，迫切需要一位合适的人选来接替国家总管家之位。

毛泽东的批示恰似“雪中送炭”。

江西三年

现场，周恩来亲耳听闻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这正是他长久以来的期盼。他立刻向陈毅的家属示意，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广为传播。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即刻着手清除一切“人为”的障碍，为邓小平开辟通往中南海的坦途。

8月15日，恰逢周恩来接获毛泽东同志批示的次日，他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传达。随后，他将批示内容印制成若干份，确保每位与会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江西省委发出通知，宣布对邓小平同志解除监视劳动的安排，并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此外，还安排了一系列参观访问及调查研究活动，旨在让邓小平同志能尽快融入外界时局的变化之中。

邓小平终获解放，结束了长达三年的隐居生活。他与夫人卓琳一同离开了南昌市郊区新建县望城岗的“将军楼”，在酷热难耐的夏日里，他们怀着同样炽烈的情感，前往江西瑞金、景德镇、湖南韶山等地进行参观与考察。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邓小平便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遭到批判。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上下进入紧急状态。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现任和原中央领导人转移到外地。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疏散动了不少脑筋。他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告诉他们邓小平夫妇要去江西，并特意交代：毛主席在九大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年纪都大了，六十几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当劳动力，要照顾一下。他特意叮嘱省革委会：当前地方局势亦颇为复杂。他们一旦在某地安定下来，当地群众很快便能认出他们。或许有人会试图给他们制造麻烦。若遇此类情形，他们自身难以辩解。你们省革委会需出面协调，确保他们的安全。你们要给予更多的关心与帮助！

彼时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属林彪派系中的显赫人物，然而面对周恩来亲自拨打电话下达的指令，他亦不敢有所疏忽。程世清计划将邓小平夫妇安排至赣州，为他们安装暖气，配备一辆专用车辆，并严格保障其安全，严禁任何造反派或红卫兵对其进行冲击。

周恩来在电话中听取汇报后，鉴于赣州与南昌相距较远，交通条件不佳，且地处山区，生活条件颇为艰苦，遂认为将邓小平一家安置于此并不适宜。他提出，应将他们安排在南昌周边。他强调，所提供的住所应为一栋两层楼的小楼，楼上供邓夫妇居住，楼下则安排工作人员居住。理想状况是拥有独立院落，既方便在院中活动，又能确保居住安全。

邓小平离去已三年。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于北京不幸逝世。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内，举行了一场庄重肃穆的追悼大会。即便身患重病，毛泽东主席仍亲自出席了此次大会。在与陈毅家属交谈之际，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的名字，并将他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相提并论，称邓小平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代表。

周恩来在场聆听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之论。这正合他久候的期望。他立刻向陈毅的家属示意，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播开来。显而易见，周恩来意图为邓小平的早日重返政治舞台大造舆论。

向谁求援？

一股不祥的预感猛然袭来，将他瞬间从沉睡中惊醒，他猛地跃起，疾步冲向门口。眼前，警卫秘书张树迎手握着一个装满鲜血的尿壶，惊恐地喊道：“尿！全都是红色的！全是血！”

在病痛的折磨与急切的心情中，周恩来迎来了1973年的元旦。

新年的钟声刚敲响五天，晨曦尚未完全照亮大地，周恩来结束了一夜的案头辛勤，步出了办公室。他已连续奋战超过二十个小时，若能把握时间，尚有机会小憩数小时。

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之中，医生张佐良猛然听闻警卫秘书的声音变得尖锐：“张大夫，张大夫，快些起身，快些起身。”

一股不祥的预感猛地袭来，将他瞬间唤醒，他猛地一跃而起，疾步冲向门口。只见警卫秘书张树迎手持一只盛满鲜血的尿壶，惊恐地喊道：“尿！全变成了红色！都是血！”

警卫秘书脸色大变，嘴唇颤抖。

张医生目睹那令人胆寒的色泽，转而瞥见警卫秘书脸上流露出的惊慌之色，无需多言，一切已尽在不言中。

血尿，终至心头大患。

张医生快步跑进总理卧室。

步入卧室，映入眼帘的是总理仰卧于床，面朝天花板，悄然无声。

张医生急忙踏入卫生间，定睛一看，抽水马桶中映入眼帘的是一池鲜红的血液。他迅速估算，失血量至少达到500CC。他的首要念头便是总理的心脏病，绝不能让周恩来总理承受血尿带来的刺激。张医生深深吸了几口气，努力平复内心的紧张，构思了几句能够稍微安抚总理情绪的话语。

“总理！”他刚刚启齿，周恩来便迅速转身，向他连连挥手，示意他无需开口。

张医生跟随总理多年，此刻他豁然领悟：一个对周遭环境极为敏感、对细节把握得如此精准的人，怎会对自己身体上的变化毫无察觉，又怎能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或许正是他为何总是刻意避开这个话题，只是埋头苦干、不懈努力的原因。原来，他是在用宝贵的生命与时间赛跑，用自己肉身的每一分力量去充实每一个日子。

张医生与几位知情医疗人员，心中满是苦楚与困惑，迷茫于何处寻求帮助。若向主席求助，却又深知他亦身患重病，深受心肺之苦，双腿肿胀严重，需频繁更换布鞋，鞋码渐大，行动日益不便，往日的强健体魄已不复存在。

医生们不禁回想起与周恩来熟识的那些老将帅们，然而细细思量，心中不免感慨。这些老将帅们大多已被边缘化，既无职务在身，亦无地位可依，自身难保，更遑论为周恩来分忧解难。那时，尚未被称为“四人帮”的几人，对周恩来始终百般刁难，他们更不可能协助总理度过难关。

蓦然间，众人心中浮现出叶剑英元帅的形象，正是——叶帅！

众所周知，叶帅与周总理私交甚笃，在中央会议上亦能畅所欲言，因此即便那几位亦不敢轻易对他有所不敬。

叶剑英当时寓居于北京西山。听闻消息后，医生们立即驾车前往寻求支援。当他们见到叶剑英，竟如遇亲人，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尚未开口，便已泪声俱下。

叶剑英目睹医生那般哀戚，心中不禁推测总理可能遭遇了严重变故。听完保健医生的叙述，他愣神良久，竟无言以对。他似乎尚未完全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目光在众人之间游移，似乎在试图寻找不相信的证据。

叶剑英，一位历经沧桑、经受过无数考验的革命先辈，迅速稳住心绪，竭力安抚那两位失声痛哭的医生。他深刻体会他们孤立无援的辛酸，激励保健医生坚持下去，妥善控制情绪，确保总理未察觉到病情的严重程度。

“请稍安勿躁，大家不必急躁。我会设法向主席汇报，向他详细阐述当前的状况。”

有了叶帅的这句名言，医生们的心中终于感到了一丝慰藉。

小平复出

在周恩来躺上手术台之际，中央迅速签署了一份文件，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以及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当医生们为周恩来的治疗事务四处奔走时，周恩来却全神贯注于一项关乎“千秋伟业”的重任。自二月起，他虽忍受着尿血的剧痛，依赖输血维系生命体征，仍带着病躯坚持主持政治局会议，并对邓小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会议中，周恩来毫不犹豫、坚定无疑地提出，应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并恢复其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自林彪事件以来，“解放老干部”便成为周恩来最为紧迫的任务。即便身患重病，他亦时不我待，频繁主持政治局会议，深入讨论对老干部的审查结论及重新分配工作事宜。在会议中，江青等人必定会挑剔不已、百般阻挠。每解放一位老干部都充满挑战。会议上的争论激烈程度与持续时间之长，让人难以承受。

周恩来通常耐心倾听江青等人充分表达意见，直至他们感到疲惫或厌倦，方才发言。他对与会者的立场和态度了如指掌。他言辞简练，只抓住关键点进行阐述。往往是他寥寥数语，便能平息江青等人的争论，使问题得以解决。在江青等人纠缠不清，不愿让老干部顺利过渡时，周恩来便会适时地征询：“剑英，你的看法如何？”

叶剑英同样毫不含糊，坚定地站在周恩来意见的一边。于是，一批在“文革”期间遭受审查、被迫边缘化的老干部得以获得解脱，他们走出监牢和“牛棚”，重返各自的岗位。在这场与“文革”派的斗争中，他们中的许多人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邓小平推行“全面整顿”战略的中坚支柱。

然而，此刻的周恩来，这位被誉为“牵骡人”的领导者，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在他倒下的最后一刻，他必须强忍病痛，确保邓小平能够顺利“过桥”！他深知，在许多情况下，他可以暂时退让，以避其锋芒，进行妥协。然而，这一次，他绝不能妥协！一旦自己登上手术台接受检查，或许便将成为永别的时刻。

当然，周恩来在处理邓小平问题时，展现出的坚定立场和毫不妥协的态度，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便是毛泽东的明确立场。

邓小平在三年多“流放”岁月里与毛泽东间接或者直接地不断沟通，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也因为不断面对“文革”的挫折而逐渐淡化，转为反思，而邓小平的多次来信“洗心革面”，也维护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尊严。进入1973年，周恩来病情突然加重，毛泽东的心理活动也随之加剧，国务院由谁掌管？数来数去，也只有原国务院副总理，长期抓政务工作的邓小平能够胜任了。

在共和国命运的又一次低谷时刻，身陷困境的邓小平，转而被视为毛泽东亟需重用的关键人物。

踏入三月，周恩来目睹邓小平复出的局势已然明朗，于是将个人疗疾之事提上了日程。以下是他在治疗前的数日间所发生的大事纪要：

3月2日，约请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商讨个人健康状况以及相关检查与治疗事宜。

3月5日，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病情的进展及迫切需要进行检查与治疗的情况。毛泽东随即同意了“先检查，再治疗”的分期治疗方案。

3月6日，周恩来莅临毛泽东的办公室，参加了一场关于外事工作的会议。在会议开始前，他巧妙地利用了空余时间，向毛泽东简要汇报了自己的健康状况以及相应的检查和治疗计划。

当医生们将周恩来治疗事宜提上议程，心中悬着的石头终得稍许减轻。然而，他们未曾料想，尽管毛泽东已批准了专家的医疗报告，周恩来却未急于投身手术。他坚持要亲眼看到邓小平复出正式文件的发布，方才肯安心就医。

3月9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写信，详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恢复邓小平的党籍以及国务院副总理职位的多次讨论情况。他提出，政治局认为有必要由中央作出一项决定，并下达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的群众进行说明。在毛泽东批示“同意”之后，周恩来随即通知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交由邓小平本人审阅，并对相关内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3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治病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他简要地向政治局成员介绍了自年初以来病情的进展情况。鉴于病情有恶化的风险，他依照既定的检查与治疗方案，正式向政治局请假两周，并通过书信的形式向毛泽东同志进行了详细汇报。

会议落幕之际，周恩来随即卸下手中一切事务，告别西花厅，前往玉泉山接受体检。自去年五月发现红细胞异常以来，历经近一年的病痛折磨，这是他首次接受针对性的检查。

当周恩来躺上手术台之际，中央正式签发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复出，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