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离去，轻似云。

萧木

在文革浪潮中，徐景贤凭借其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核心地位，曾一时风光无限。但随“四人帮”的覆灭与文革的终结，徐景贤亦未能幸免于难，终被逮捕并锒铛入狱。

在这波折不断的十年岁月里，徐景贤历经了多少鲜为人知的变故，出狱之后，他又如何去适应新的生活。在徐景贤离世之际，他的生前挚友、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撰写了一篇名为《你走了，轻盈宛若白云》的文章，深情回顾了徐景贤跌宕起伏的后半生。文章全文如下。

一

门外，三三两两的人群正缓缓走来，那不足二十平米的告别厅内，已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哀乐低沉而悠长，缓缓地在空气中弥漫。我随着人流，紧贴着前人，步伐沉重而无声，缓缓向前移动，朝着被玻璃器具包围的你，我的“同年大哥”，缓缓走去。

你轻挥一别这尘世，已74载春秋，离去之际，未见喧嚣媒体的蜂拥报道，亦无繁花似锦的灵堂陈设。你悄然远行，宛若一片随风飘散的白云。你生平节俭，未曾设想为子女留下任何遗产，更未留下只言片语，甚至将遗体无私捐献给社会。

那次我对你关于捐赠遗体的想法表示疑虑，你却轻轻一笑，语气平和地说：“萧木，若我先行一步，你将看到的我，便不再是我个人所有。那将属于国家，成为医学科研的样本。细思之下，这难道不是一种深奥的哲理吗？”

此刻，我凝视着你提及的“标本”，心中不禁涌起泪水。我明白，这是你主动做出的决定。在遗体捐献申请表上，有多个选项需要捐献者在“是”或“否”之间做出选择。“是否保留部分遗体？”你选择了“否”。“是否保留骨灰？”你也选择了“否”。“遗体捐献是否保密？”你再次选择了“否”。直至最后一项：“是否保留遗发作为纪念？”你稍作迟疑，最终还是选择了“是”。

迈入五十岁，我便已“尘满面，鬓如霜”，而你却依然满头乌黑，令我羡慕不已。你笑着解释，这或许就是遗传基因的魔力。我记得我父亲直到七十岁后鬓角才现出些许银丝。事实上，头发颜色的变化并不等同于年龄的增长。

我明白了。在你勾画最后一个标记的时刻，心中必定涌动着对那位一直深藏于心的父亲、杰出的教育家徐宗骏先生的深切思念；你也想起了自己的一双女儿和两个可爱的外孙，你希望他们能够永远记得，曾经有过一位即便岁月流逝仍保持一头乌发的父亲和祖父。

老徐啊，您在我心中留下的第一印象，您显得比如今年轻许多，那头黑发也是分外亮泽。当时，您梳着那个年代流行的“一边倒”发型，发丝从前额垂落，几乎触及眉梢，黑亮而生动。

二

我与旧友徐景贤的初次相会，应当发生在1961年的春末夏初。

“你就是萧木同志吗？让你等候多时了。”……

我简要地陈述了来意，他欣然应允。随后，我们便在电梯旁的小室中，尽管连一杯白开水也未曾提供，却就文学这一共同爱好，展开了如春风拂面般的深入交流。他的儒雅风范、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温和文雅的谈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中午，他不仅已完成评论稿，而且亲自送至党刊的所在地——康平路141号。他骑自行车的背影，挥手间那洒脱的姿态，至今仍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

那时的我们，年龄都不满三十。徐老，是我结识的那批上海年轻作家中，最显书卷气的一位，同时也是政治见解独到、革命热情高涨的代表；然而，他的热情内敛而不张扬，不似那种锋芒毕露、础咄逼人的风格，唯有深交方能体会其真谛。

或许是因为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都有追求温文尔雅、不事张扬、不夸大其词的共同喜好，他也与我特别投缘，总是以兄长的身份关怀着我，这份关怀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约在1962年的夏秋之际，我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部名为《探索》的小说。起初，这部作品颇受好评，但后来听闻在作协的一次学习班上，《探索》遭到了集中的批判。有人认为，作者在作品中给大跃进抹上了阴影，甚至有人提议要公开发表批判的会议纪要。当时，我本意是想要歌颂大跃进，并将其视为一次伟大的“探索”，认为我们应当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再接再厉。然而，未曾料到竟会被指责为“抹黑”，这让我既感到了委屈，又变得异常紧张，以至于连作协的通知开会，我也不敢再轻易前往。

数月之后，我在《上海文学》上又读到了一篇对《探索》的深入评论，尽管文中也点出了些许不足，但总体而言，尤其是从政治角度出发，作者对《探索》给予了充满热情的赞誉与认可，这让我深受鼓舞。撰写这篇评论的，正是徐景贤先生。

随着中苏之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在内部层层传递开来，我急切地想要适应这一形势，因此开始如饥似渴地、有时甚至囫囵吞枣地学习那些此前并不引起我兴趣的马列理论。而老徐听说他已经加入由石西民主持的，位于华山路的丁香花园内的写作班，他“闭关修炼”，着手撰写“反修”文章。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联系变得颇为稀少，但每当阅读《内刊》（即《内部未定稿》，由中共华东局主办）时，我总会逐篇细读，尤其是那些署名“丁学雷”的文章，因为我知道这些文字大多出自老徐之手，或是经他润色修改的。

自那时起，便见证了《五·一六通知》的发布与文革的蓬勃兴起。老徐起初成为了市委文革小组的一员，随后又成为市长曹荻秋撰写文革检讨书的幕后笔杆。不久，以老徐为先锋的写作班，在1966年12月18日的文化广场集会上，高呼出了“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的激昂口号。那些饱学之士也纷纷加入抗争的行列，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虽“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愿高调宣称司令部的名号，却羞涩地将其称作“市委机关联络站”。

在这段岁月里，我鼓足勇气，满怀激情，主动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之中，立志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然而，随着编辑部主任、副主任相继被打倒，我这个编委便成为了所谓的“候补当权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身为当权派往往容易招致非议，处理起来亦步亦趋，这让我一度不自觉地成为了党刊内部两派矛盾激化的中心人物。

要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正面描绘那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我蜷缩在墙角的枯叶堆中，默默地构思着小说的框架，全然沉浸其中，以至于忘却了饥饿与寒冷。

大约仅是如此苦撑了短短数日，便觉得这样的办法并非长久之策。天色又将转阴，似乎又要降雪。恰巧在公园门口遇到了一位与我关系密切的党刊造反派头目，便恳请他代我寻访老徐，表达了我希望到他那里寻求庇护的意愿。

在收到回应的当晚，我轻敲了位于武康路2号的联络站那扇宽阔而略显陈旧的绿漆大门，踏入熙熙攘攘、仿佛正热议着些什么的大厅。在那里，我目睹了老徐从人群中突然转身，抽身而出，急速向我走来。正如他在多年后所著的《十年一梦》中所描绘的那般：“我摘下头上的哥萨克式皮帽，解开对襟的中式棉袄，热气腾腾，激情澎湃地发表了一通演说……”然而，这一次，他是专对我一人如此：萧木啊，你为何直到现在才觉醒反抗？我一直在此等候着你！但革命无分先后，只要能起身反抗，便已足够！

这一刻，面对眼前的老徐，我既感到几分新奇，又带着一丝陌生。我赶紧轻声解释，自己是来此地避难的“候补当权派”。他恍然大悟，应了一声，便引领我至一间小室，取来热水瓶、搪瓷杯和十数个报夹，说道：“你在这里安心‘闭关’吧，我会保证你的安全。吃喝不愁，书籍资源也一应俱全！”——老徐此时的模样，又让我想起了印象中那位“同年大哥”。

随着漫天飘洒的大雪即将将1966年送走，上海城陷入了一片混乱。老徐往来匆匆，日以继夜地奔波劳碌，而我却独处小室，悠然自得地读书阅报（后来有人告知，当时党刊某派人士曾试图登门捕捉我，幸得老徐力阻，而我却对此全然不知）。我既对自己未能跟上形势的脚步而深感愧疚与忧虑，又为老徐能够引领革命的潮流而心生敬佩与喜悦。然而，有时我也会对这位昔日温文尔雅的老友如此迅速地转变为激进的革命造反派，心生几分难以置信。

我的怀疑被证实了。

原本，老徐是在张春桥、姚文元两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多次电话指示下，才萌生了造反的念头。因此，他屡次被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讽刺为“奉命造反”。至于他在文化广场大会上发表的《造反声明》，这篇后来在上海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文章，则是经过写作班几位才子对其初稿“造反精神”不足的反复“炮轰”，以及多次修改后才得以定稿。

我并非意图为那位已故的老徐进行辩解，只是希望揭示一段真实的历史。在当时，若被称为“造反精神不足”，那便是一种耻辱。而周围秀才们对他的批评，实则源于一片好心，用那时的说法，便是“帮助战友”。

1968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专题写作小组中，前排右侧一席，便是成员萧木。

“你无需做其他任何事情，只需负责搜集传单及各类小报即可，这对未来你的小说创作或许大有裨益。”

欣喜若狂之下，我干脆将铺盖一同搬来，白天抓住一切机会搜集资料，夜间整理并记录，不到两个月，三大柜子的传单和小报便已装满。市革会与新市委相继成立，老徐又力荐我加入市革会专题写作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和市委写作组。写作一直是我的梦想，加之丰富的书籍资源，尽管工作常常熬夜至天明，但内心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喜悦。此后的老徐，尽管在众多群众集会上仍可见他激情澎湃的演讲，以及他挥手之际，台下群情激昂的壮观景象，但在我心中，他却似乎并不快乐。

自1968年下半年起，我的办公与居住之地均位于康办大院西侧那栋楼的三层。大院住宅区的草坪旁，停泊着几辆属于马天水、徐景贤等三至五位市委、市革会领导人的经典黑色轿车。透过窗户，我能目睹他们进出车门，却并不好奇他们究竟在忙碌何事。偶尔，我会模糊地听闻关于“三王”——王承龙、王洪文、王秀珍——与老徐在权力上的争斗传闻，但鉴于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未曾深究。唯一留意到的是，老徐在我心中的形象——那个轻盈、从容的形象——似乎发生了改变。他的外貌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不知从何时起，他突然发胖，且常裹着一件鼓胀的蓝布棉大衣，这让他显得更加臃肿、拖沓，背部也微微隆起。我不禁想象，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一次，他偶然造访我们的办公室，我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与工作近况，他只简简单单地回答了八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让我不禁想起了他早年所赠的那本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书中收录的《在洪泽湖封冻的日子里》一文，生动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湖中心被困的船民，因湖冰无法承受直立行走的重量，岸上的人们为了向他们输送食物，只能横持一根竹竿，匍匐前行，每寸每尺都充满危险。那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境遇，与老徐此刻的心情竟如此相契合。我不禁感到一丝悲凉。

“就是嘛，老不写作，笔头子就会生锈的！”这时，老徐不禁感慨一声：“胡适曾说，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我也是如此，恐怕想要回头，也已无路可寻了！”

这叹息声中，固然掺杂着几许自得之色，然而，无奈与哀愁的情绪占据了更多。

“萧木啊，你在政治上总是过于天真，有些事情可以做，却不宜言说啊！”

当时，我未曾料到老徐已然身居高位，官职不低。他所说的那句话，乃是官场中常见的套话。他的沉默实际上已是对问题的回应：言下之意，便是你们可以先行处理，而后上报。后来，我将此事告知朱永嘉，老朱一听便心领神会。在他的精心策划与组织下，文艺组的陈冀德等同仁齐心协力，自1973年初起，陆续创办了《朝霞》丛刊、月刊以及《外国文艺摘译》等多种文艺刊物。

熟悉，是因为我曾远远见过他多次；陌生，是因为这是我们首次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他就是王洪文。

老徐，一位向来注重字句推敲的人，如此向王洪文介绍道：“这位是萧木同志，一位出身于工人阶级的作家，他曾经担任过铁路工人的职务。”

我领悟了老徐所传达的三个关键层次。首先，他特意强调我过往的工人身份，意在拉近与王洪文的距离，以便我更容易被他所接受。据此推断，第二层含义可能是，我将面临一项与王洪文相关，具体内容未知的任务。第三层则是，传闻中摩擦不断的市委和市革会两位领导人，似乎基于某种原因萌生了联合的意愿，而老徐则是首位伸出和解之手的先行者。

末节之喜令我欣慰，而前两节则疑云密布，心头泛起阵阵不安。

吃米饭，讲究的就是慢慢咀嚼。咀嚼至甜味涌现，再缓缓吞咽，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王洪文听后点头赞同，我这个平时吃饭如救火的人，对此感到十分新奇。然而，蕴芳大姐却打趣地说：“别自欺欺人了！你这样早一顿、晚一顿，冷一顿、热一顿，胃病都找上门了，还谈什么细嚼慢咽呢！”王洪文惊讶地侧过头，问：“你有胃病？”老徐略显尴尬地笑了笑，回答：“有一点，但还好。”

饭后，老徐将王洪文与我引入密室，闭紧房门，他们表情凝重，向我简述了不久前在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那场激烈斗争，这场斗争被形容为“有如炸平庐山，令地球停转之势”。我深感震撼，也因此领悟了王、徐二人之所以能够暂时携手共进的原因。显而易见，在庐山全会上，林彪暗中指使要打击的对象，首位便是张春桥，这无疑给王、徐二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面对“强敌当前”，两人便有了摒弃旧怨、团结一心的决心。

随后，老徐取出文件，向我阐述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主要精神，并在闭幕式上对全党提出的“学习马列主义”的倡议。接着，他告知我，他和王洪文已经商定，每天中午抽出两小时共同研读马列著作，此计划坚如磐石。但他也表示担忧，担心对某些内容理解不深，因此特地邀请我担任他们的辅导教师。我心中自明，老徐完全能够自学，无需依赖辅导。然而，我猜想他此举是为了带动王洪文一同学习，故而精心策划了这一安排。尽管如此，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迫使自己多读书。

此后的学习确实“持之以恒”，始终如一。起初仅有徐、王二人参与，不久便扩展至马天水、王少庸等十余人。他们研读的书籍据说均为毛主席亲自圈点过的，包括马恩列斯等众多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共计三十余本。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等众要员，齐聚一堂。

未曾料想，当时老徐与我均未料及，仅仅因为我担任了这个业余辅导教师的角色，竟使我三年后得以奉调进京。起初，我参与筹备十大党章的修订工作；十大会议闭幕，王洪文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据他本人所述，毛主席交付他的主要职责是研读马列著作，因此他以这一理由将我留下。我依旧保持着“雷打不动”的规律，每天为他提供两小时的辅导，后来还增加了陈永贵、吴桂贤两位同志，继续研读三十本经典著作。

在此期间，我先后受命为周恩来、王洪文、华国锋同志起草了若干份简短文件，并协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处理了他们交办的文字事务。此外，我还兼职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部分工作。

我心中不免泛起愁绪。这苦恼并非源于察觉到王、张、江、姚四人怀有“篡党夺权”的野心，实则是因为“一仆多主”的现状，使得我很少再能腾出时间进行自己的创作。

于1970年4月，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庄严时刻，毛泽东主席与徐景贤（位于左一）亲切握手。

同样，老徐似乎也并未感到心满意足，尤其是那发生在1974年春天的《朝霞》事件，令他长时间内心怀愧疚。在此，我无意详述该事件的起因、经过及其性质（注：关于该事件，可参阅本刊去年第十期“文摘”中陈冀德撰写的《“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朝霞〉事件》），仅想表达一点：这不过是文革狂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然而，这朵小浪花却牵动着从基层到中央的诸多关系，映射出知识分子在那个错综复杂的权力角逐中的无奈与尴尬。

少数工人造反派成员，针对《朝霞》杂志上两位青年作者所撰写的两篇小说中某些特定字句，进行了过度的解读与上纲上线。他们先是挑选了一些基层单位进行猛烈批判，随后向市委汇报，力图发动全市范围内的批判运动。这份报告送达康办后，王秀珍与马天水均已签署同意，只待徐景贤作出回应。

鲜有人能洞察老徐内心所经历的剧烈思想交锋，终归，他还是在纸上勾勒出了一个代表认可的圆满圈圈。

我亲身感受深刻，老徐对友情的珍视无以伦比。这一点，从1968年秋季专题写作组被迫解散时，他精心为每位成员作出的细致安排中便能窥见一斑。然而，他绘制的那个“O”符号，却在不经意间在他与几位文友之间多年患难与共的情谊上留下了污点。按照这样的处理方式，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便是在1959年便与他结识的老友、《朝霞》杂志的具体负责人陈冀德，以及另外两位同样与他相识、并得到他热情扶持的年轻作者。

陈冀德以及那两位青年作家，果然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纷纷向我写信，倾述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王洪文

此事亦与王洪文有所关联，显而易见，他乃王秀珍之坚定支持者。

“这真是误会一场。”他安慰我不要放在心上，并表示已指示他们停止批评。

该事件自起至平息，历时仅约月余。随后，张春桥介入并展开斡旋，局势迅速得到稳定。

老徐痛苦不已。

外界看来或许轻描淡写：不过是为了一个官职罢了。然而，身处其中的老徐所体验到的，实则复杂得多。他只能独自一人，默默抚慰那道他自己也不明白如何形成的伤痕。

五月同日，我有事返回上海，便顺道探访了老徐。一见面，他即刻紧紧握住我的手，情绪激动地说：“萧木啊，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对不住老朱、陈冀德，亦对不住你。”我回应道，自己已与老朱、陈冀德有过交流，他们都表示理解，并未将错怪在你身上。

他言道：“他们越是宽恕我，我内心的愧疚便越加深重。岁月流转，当徐、朱、陈与我等数人历经世事的沧桑、品尝了人间的百态后再次相聚，共剪西窗之烛，同话巴山之雨，偶尔也会提及那《朝霞》事件，彼此相视一笑，月色依旧，风也依旧。然而，在那次离开老徐家，漫步在康办大院的花园小径上时，我的心情却异常沉重。对于老徐，我难以言明是感到他的无奈，还是对他心生同情，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惋惜。我总觉得，像老徐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最好远离官场；一旦踏入官场，尤其是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十有八九会遭遇悲剧。”

彼时，我未曾察觉，即便我自诩无甚才华，亦在无形中演绎了一出悲剧的篇章！

四

文革落幕之际，我那部尚处于半途的长篇小说《春江潮》不可避免地被贴上了“篡党夺权”的恶名，注定要承受一场残酷的革命批判。至于我自身，则经历了从炮兵、步兵的隔离室到秦城监狱的辗转流离，五年半的光阴就这样悄然逝去。此后，我在上海下放劳动了八个月，紧接着遭遇了命运的重创。1982年11月，我被逮捕并依法审判，最终被判刑九年，被押解至提篮桥监狱接受改造。

监房前，一条被称作“小阳台”的长宽适中的走廊蜿蜒而过。昔日的英国设计师或许出于通风的考量，巧妙地在走廊中镶嵌了一排排铁丝网，使得上下两层楼面得以透过网孔相互遥望。在那次短暂的“小放风”时刻，我步出监房，无意中向下瞥去，只见一名犯人俯身就餐，其背影映入眼帘。令人称奇的是，他面前的搪瓷饭碗竟然置于一只装有热水的面盆之中。每当他用勺子舀取饭菜时，饭碗便随之晃动不已，摇曳生姿。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那顶哥萨克风味的破旧皮帽，戴在他的头上显得格外熟悉，我立刻断定那必是老徐无疑。我试探性地咳嗽一声，他果然抬起头，先是一愣，随后眼中闪现出惊喜而又略显困惑的神色。多少年的生离死别，此刻的偶遇却仿佛隔着一层薄薄的纱。就在这转瞬之间，那层纱被一捅即破，他流露出的那份真挚与亲切，将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中。只见他脸上浮现出夸张的表情，嘴巴张合了两下，我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他在询问我的近况。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回应他的关切，也张合了两下嘴巴。他回应我的点头，用调羹轻敲面盆，向我传递着轻松、纯真且带有一丝俏皮的微笑。我明白，他这是在安慰我，让我不要担心他的胃痛，但泪水还是不由自主地涌出了眼眶。

春节过后，鉴于大队部希望那些对美术抱有热情的年轻罪犯能够凭借一技之长谋生，决定让我与两位资深的中学美术教师——他们曾是罪犯——共同开设一个工艺美术培训班。学员们由各中队精心挑选。鉴于培训班不仅需要课堂讲解，还需个别指导，我因此获得了在楼栋各处、各监室自由行动的“特权”。这一便利条件，也为我与老徐的多次会面提供了机会。

“我大多数时间都在读书，拆纱只是让精神得到放松，而且这项任务并没有硬性指标。”

我再次询问他的胃痛状况，他回应说并不严重，尚能承受。只是吃饭时不得不分多次，一旦食量增大便会感到闷胀。在炎热的天气下并无大碍，但若天气转冷，便需采用你所见过的土方法，即分次用热水温饭。那些分热水给犯人的劳役犯对我颇为宽容，每次都会额外给我一勺或两勺热水，让我能够更舒适地用餐。接着，他关心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并指出我似乎有些精神不振。我告诉他这里的环境比秦城好得多，只是夜晚依然难以安眠。他提到中队里的学员私下里称你为“小老头”，说你总是表情沉重。萧木，你必须学会放下，彻底放下！你看我如今，“无官一身轻”，生活不是挺好吗？

确实，在我记忆中，提篮桥的老徐在他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后，显得轻松了许多。岁月的沉淀让他显得更为清瘦、气宇轩昂，不再是过去那般臃肿、拖沓，也不再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

刑期将至尽头，我与老徐再次相聚，这次带有告别的意味。他的刑期长达十八年，目前尚余半数以上。他向我表达了祝贺，而我依旧显得忧心忡忡。回忆起我们曾共同热烈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未曾料到现实的艰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即将面临的并非理想之困，而是生存的根本——如何养家糊口：一家老小需饮食，子女需受教育，我该如何支撑这一切？

徐老表示，基本的最低工资肯定是有的，那么我们就秉持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勤俭节约是我们的革命精神，全社会都将其视为一种荣耀！

你有所误解！所谓的“贫穷光荣”实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道德观念。然而，随着社会主流意识的转变，当“金钱至上”的观念盛行，贫穷在多数人的认知中便逐渐演变为一种耻辱。

徐老沉默片刻，继而缓缓说道：“我仍旧难以置信你的言语。”

徐景贤与夫人

重获自由后，我再次被拘留在劳动改造工厂。为了维持生计，我不得不充分利用业余的每一分每一秒，日夜不停劳作。尽管我唯一的技能就是书写，而且无论怎样变换笔名，所创作的关于古代历史的文稿和书稿也屡次被禁，到处碰壁，直至老徐出狱，我仍未能摆脱困境。老徐经过一段休整和调整，先是潜心读书，随后开始撰写回忆录，这些作品同样屡遭禁止，四处受阻。然而，他的态度比我更为从容不迫。我们偶尔见面畅谈，话题总是围绕我们共同的文学爱好，他很少提及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可以看出，他的豁达与淡泊，是他历经风雨、世事变迁后努力追求的人生境界。有一次，我故意提起在提篮桥曾讨论过的话题，我说现在媒体推崇的是“会赚钱就会享受”，大款、名人成为了流行词汇，连小学生都在攀比谁的爸爸更有钱，你难道还坚持“勤俭节约”这种被视为光荣的观念吗？

徐老表示此事超出了他的预料，随后他轻松地笑了起来，并说：“那又如何呢？孔子的高足颜回，即使只有一箪食、一瓢饮，身处简陋的巷子中，别人都难以忍受那种困苦，颜回却能保持快乐。我们难道不能效仿这位被誉为‘复圣’的颜回吗？无论他人怎样评价，我们都要专注于自寻快乐，给自己创造幸福！”

他言辞间，我仿佛再次见到了昔日那个身姿轻盈、从容不迫的老徐。即便岁月已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他却增添了几分洞明世事与老练沉稳。

然而，老徐也有时候显得不够圆通、不够老练，那便是他屡次三番向我致歉，其中两次甚至发生在公众面前。在他看来，我那长达十七年的监禁与半监禁生活，皆因我曾在联络站寻求庇护，他收留了我，并进而推荐我加入写作组，以及辅导王洪学习马列主义。听多了这些，我忍不住有些不耐烦地回应：“你这是何必呢？”甚至一度捂起了耳朵。

徐景贤

内心深处，我对老徐怀有深深的感激，尤其在此刻。首先，他当年的收留与推荐，都是出于一片善心，毕竟人非圣贤，谁能预知未来？其次，尽管我后来的经历充满波折，但这些经历对我的生命感悟和历史的洞察起到了积极作用，并非全然不幸。毕竟，人生原本多姿多彩，或许我后半生的旅程正是那些可遇而不可求的宝贵经历。我的所谓“难以释怀”并非这些。实际上，数十年来，我始终未能行使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发表作品的自由，这让我倍感痛苦。写作是我一生的热爱，若无法写作，我的余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1997年的金秋十月，上海永乐电影电视公司的两位制片人特地前来拜访我，商讨将我的一部旧作长篇小说《堕民》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的事宜。我立刻联想到了老徐。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就曾担任过电影《年轻的一代》的编剧，对于编写电视剧本，他无疑是经验丰富。经过一番商讨，他欣然同意。这一消息让我喜出望外，我立刻与制片人签订了出让改编权的合同。小说中所描绘的“堕民”，是江浙地区特有的群体，被自由民视为天生的“贱民”，因此他们常常遭受各种羞辱和欺凌。关于“堕民”的起源，众说纷纭，鲁迅先生则认为他们可能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的后裔。从题材上来看，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从明代至民国的一段悠久历史，应该不会有太多禁忌。然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和老徐都小心翼翼地使用了无人知晓的笔名。

“莫莠”竟等同于“萧木”！

“抱歉，是我让你们陷入了困境！”

传闻这部名为《苦藤》的电视剧最终得以制作完成，然而，由于我再次签署了一份“自愿”放弃署名权的新协议，这部作品与我这位原作者之间已无瓜葛。我实难想象，在中国电视剧史上，是否还有第二个如此独特的先例！

向老徐转述此事后，他起初显得十分惊讶，继而便自嘲起来。他认为，在我们眼中，我和你都沦为了“堕民”，甚至不足以算作次等公民。既是堕民便随它去吧。堕民终究还是“民”啊。有了“民”的身份，照样可以过得轻松自在！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徐早已难以重拾往日的“自在”之态。生活的重压不仅体现在经济上的拮据，还有那反复发作的偏头痛、冠心病和久治不愈的老胃病。他的背脊日益佝偻，行走时单靠拐杖已不足以支撑，必须有他人搀扶。去年秋冬之际，内耳中长出的胆脂瘤破坏了平衡，站立时头晕目眩，不得不先后两次手术。由于我已迁居浦东，与他家相隔甚远，只得在他手术前夜通过电话给予他安慰。电话那头，他总是以他那洪亮的声音回应我：放心吧！我正努力学习做少先队员——时刻准备着；不过，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哈哈！

萧木左一，徐景贤左四。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便是那最后一次的相聚，那是在2007年10月27日，我们漫步于江湾湿地公园的美好时光。

难道小偷也是老年人？老徐喘着气解释，因为那根拐杖的金属杆能卖几个钱，换些烧饼。这番话让人心生感慨，气氛变得沉默。

如数家珍。

徐景贤与女儿

徐老凝视着那波涛起伏不息的远方，低声吟咏出一首诗篇：“曾经沧海，难为水……”。

接口曰：“非巫山非云。”

徐老突然转向我，提及大约是1972年的春末夏初，你与我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会议。归途中，我们途径南京，许世友将军盛情邀请我们停留一晚，并一同游览长江。在江边，我向他们提及，你曾在50年代创作了一部小说——《长江的主人》，你还记得这部作品吗？

印象模糊。

徐老言道：“萧木啊，我真心劝你放宽心态。你那部小说的标题实在大气：‘长江的主人’！昔日你立志成为长江的霸主，如今年岁渐长，恐怕难以再担此重任，那便且做回自己生活的主宰吧！”

彼时夜幕低垂，我于灯光下撰写了一首短小精悍的词章，意欲赠予老徐，以铭记此次游览之乐。

伫望吴淞口赠友

调寄《满江红》

三江汇流，天工巧夺，波涛竞相崛起。远眺之际，可见李仙的白帝山，苏哲的赤壁古韵。六朝繁华如梦，随波逝去，而辞赋风流，传颂百代。正值清秋时节，桂香弥漫，云朵与野鸭嬉戏于天空。

昔年往事，茫然不知；眼前佳酿，早已满盏。不妨披散长发，摇橹荡舟，迎着西斜的夕阳。举起酒杯，对着江水高歌，评点古今，任扁舟在中流激荡。罢了，且不言。暮色中乌鸦盘旋，伊人泪水涟涟。

未曾料想，词曲才初露端倪，而人却已离我远去，那日的公园漫步，竟成了永久的诀别。

五

10月31日黄昏七点钟左右，电话铃声骤然响起，那头传来了陈冀德颤抖的声音：“老徐离我们而去了！”今日下午4时30分，他或许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病，从发病至心跳停止，短短半小时之内。

四日前，我们岂不是还携手漫步在湿地公园？转眼间，不过是96小时的距离。我怎能置信，怎能甘心接受这样的现实呢？

近日，为了缓解心中的痛苦，我随意翻阅了《列子》一书。其中，《天瑞》一篇提及古人将逝者尊称为“归人”——

若言死者为归途之人，那么生者便成了旅途中的人。若行而不知归，便是失去了家园。一人若失家，尚有人指责；若天下皆失家，便无人能识其非。那些舍弃故土、远离亲人、废弃家业、四处漂泊而不愿归家的人，他们是谁呢？世人必称其为狂放不羁之徒！

诚然，生命的终结如同归途，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作为世人，若总是流浪在外，不归故里，岂不是成了放荡不羁者？老徐从“流浪者”变为“归家者”，不过短短三十分钟，对他自己、对家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喜悦——我边阅读边沉思，以此自慰。

古语有云：“树倒方知根底深。”如今，老徐亦然。他非但心甘情愿地让众人审视，更是勇敢地让医学专家们用那无情的手术刀，依照严谨的科学规程，将其身体解剖、切片，置于显微镜下细致观察与检验。在生理层面上，固然能发现被病毒侵袭的病变组织，然而在心理领域，我敢断言，即便在显微镜下放大至千万倍，即便能洞察出盲从与失误，却也绝不可能发现专横、贪婪、欺诈等“心理顽疾”。相较今日官场之种种，我为拥有如此一位老友而深感自豪！

在我看来，老徐不仅向国家献出了他那有形的“生理遗体”，依据马克思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精辟论断，他还为后世留下了一具无形的“社会遗体”。若非以情绪化乃至妖魔化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来对待，而是采用严谨的科学历史观，实事求是地对其“社会遗体”进行剖析、切片，深入分析与研究，那么我坚信，必将呈现出一段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这不仅构成了整个大历史的有机部分，同时也成为了人们洞察整个大历史的一扇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