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儿吧，你得换个角度咂摸，味儿才全出来。

就说那趟从唐山飞上海的航班，除了活人，还塞着一口棺材。

里头是个叫朱国富的小伙子，才十九，木工。

这事儿最拧巴的地方就在这儿：他不是死在天崩地裂的那一刻，而是死在了十个月后，死在了那片百废待兴的废墟上。

命运这老哥，有时候真就一肚子坏水，专挑你想不到的地儿下手。

你瞅瞅，大地震都没收走他，反倒是在拆最后一栋危楼时，从五层楼那么高的地方栽了下来。

这栋楼是开滦煤矿的金属加工车间，震后跟个咧着嘴的怪兽似的，屋顶和墙上全是裂缝。

按理说早该拆了，一直拖着。

那天，本来是五个人的活儿，队里的严时汾和周强临时被喊走，说是市中心有活儿。

这就巧了，要是严时汾没走，掉下去的名单里会不会有他？

这事儿没人敢细想。

人手不够，四角挂钩得四个人。

朱国富，一个木工，本不该他上。

但他拍着胸脯就喊：“我帮你们，我上去！”

这话听着，多像那个年代的标配？

一腔热血，没二话。

可就这么一嗓子，把他自个儿送上了那架回上海的飞机，只不过是躺着回去的。

他掉下去的时候，底下正好是个钢制平台，脑袋先着地。

怪的是，几乎没怎么出血，人当场就没了。

利索得让人心发慌。

单位给的待遇没得说，烈士，最好的木料打的盒子，飞机专程送。

可这对一个在上海筒子楼里，头发花白的老父亲来说，有啥用呢？

严时汾后来跟着领导去慰问，老爷子拉着他的手，说起儿子生前的事儿，说着说着，就哭了。

那间屋子，白天都得开着灯，跟老爷子后半辈子的人生似的，再也亮堂不起来了。

要说邪门，那场大地震来临前，老天爷其实是打过招呼的。

一个叫孙殿春的转业军人，那会儿在丰南县当副书记，地震前一晚，翻来覆去睡不着。

后半夜，窗户外头突然亮起一片瘆人的红光，把他给照醒了。

他正纳闷呢，地动山摇就开始了。

这诡异的“地震前的红光”，后来成了无数唐山大地震亲历者共同的、无法解释的记忆。

就像是阎王爷提前递过来的请柬，只是没人看得懂。

现在回头看，朱国富的死，你说算天灾还是人祸？

那个年代，讲究的是“人定胜天”，是速度，是激情。

安全措施？

风险评估？

在“尽快恢复生产”的大口号面前，这些都得往后稍稍。

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卯足了劲儿往前冲。

这种集体主义的狂热，是重建家园的引擎，但也成了碾碎个体的车轮。

所以你看，朱国富和孙殿春，一个死于人祸的“偶然”，一个幸存于天灾的“必然”，两条线就这么拧在了一起。

孙殿春靠着军人的警觉，在墙倒屋塌的瞬间躲过一劫，朱国富却在一个本该越来越安全的工地上，成了时代的一粒尘埃。

最让人心里发堵的，是事故前一晚的一个小插曲。

队里的孙冬林在厂区外溜达，瞅见一老太太在坟地里哭。

他上去一聊，老太太一家六口，就剩她自个儿。

那会儿，机修厂两边埋的全是新坟。

孙冬林心里头一阵悲凉，可他哪儿能想到，第二天他自己就从那屋顶上跟着掉下来，脾脏摘了，手脚全断，能捡回条命，算是烧了高香了。

你看，这哪是几句话能说清的。

历史的宏大叙事里，一个人的死，轻飘飘的。

但落到那个昏暗的筒子楼，落到那个老父亲身上，就是余生全部的重量。

飞机上的棺材，窗外的红光，坟地里的哭声……这些零零碎碎的片段拼起来，才是那场灾难真正的样子。

它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无数个像朱国富一样，被命运的指头随意捻灭，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呐喊的，活生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