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先生）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我国教育部于北京京西宾馆成功举办了直属院校工作会议，并在此期间对次年工作进行了周详的部署与细致的规划。

重返校园之际，我向中高层领导们阐述了本次会议的核心精神。我强调，在寒假到来之前，各院系及部门需递交本学期的工作详案。此份计划的焦点应聚焦于教育理念的更新，并制定及执行一系列旨在提升教学改革力度的实际措施。

在此期间，我亲自指挥一支专门的调查小组，足迹遍布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院、管理学院、中文系以及化学系等院系，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调研工作。直至2月9日早上，我还在物理系主持了一场教师交流会。我的目标是在详实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宝贵时间，着手拟定《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以期在新学期的开端，推动武汉大学的教育改革进入第二个高峰。

然而，次日（2月10日），形势突变，急剧恶化。在上午，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赴东湖宾馆参加面谈，并正式宣布解除我担任的党委副书记及校长职务。当夜，工作组便在东湖宾馆迅速召集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举行紧急会议，并向与会者出示了国家教委正式发布的我职务免除的传真文件。

随着春节的脚步渐近，一则消息如同狂风骤雨般迅速在校园内外传播开来，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一封封来自校内外的声援和请愿信件，如同波涛汹涌的潮水，涌向了北京，对这一决定的合理性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尽管这些努力无法逆转现实，但它们所传递出的对我公正的强烈呼唤，给予了我巨大的精神支撑。正如一位教授所言：“道玉同志，您之所以遭遇免职，乃是因为您的思想太过前卫，改革的步伐过于激进，以至于那些保守派难以适应您的领导风格。”

我深思熟虑，事实确实如此。32岁便担纲副教务长的重任，39岁荣膺党委副书记的荣誉，45岁更是跃升至教育部党组成员及高教司司长的行列，48岁再攀大学校长之位，直至54岁遭遇免职之命。因此，有人称我为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军人物，不仅在教育理念上引领时代潮流，更在职位晋升与离职选择上，彰显出非凡的卓越与智慧。

往昔，许多友人曾向我发问：“你为何舍弃了教育部的岗位，又拒绝了武汉市长一职？假如你接受了，现在或许已身居高官，至少物质生活也会比现在优渥许多。”在许多人眼中，我的选择显得颇为不解。他们常见有人为求晋升，不择手段巴结权贵，四处奔波，甚至不惜重金购得官位。实则，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奥。每个人的志向和追求各有不同。虽然有些人对权力怀有憧憬，但我更重视的是道义而非私利，更看重的是技艺而非官阶。

往昔有俗语道：“文人不宜涉足官场，仕途之人并非真文人。”此语深合我意。我崇尚着自由的精神，愿紧随内心的指引，全身心投入于我所热爱的领域中，不愿受人驱使，更愿坦率直言，不愿沦为学舌之鸟。

“出入公私，自由自在。”此言与我内心深契，因此，我决定从官场中隐退，寻求一份超然世外的宁静。

诚然，我屡次以谦逊之心婉拒了那些表面光鲜的职位。对我而言，这些决定意味着放弃，或许意味着错失了一些本可触及的机会，然而我对此毫无懊悔之情。事实上，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此类舍弃并非鲜见，比如我曾放弃在苏联深造的优越条件，放弃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对此，有人曾评论道：“刘道玉过于愚钝，不应响应那所谓的‘反修’号召。若他能像他人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研学问’，凭借他的聪慧才智和不懈努力，或许能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或许还能因他的才华与勤奋而被选为中科院院士，名利双收并非遥不可及。”

我深信人生宛如一座无垠的舞台，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着独属于自身的角色。这些角色，有的源于我们自主的选择，有的则由命运的偶然所塑造。在我看来，在这广阔的人生舞台上，不论你身居何位，只要你能倾尽全力，以真诚和无私的态度待人处事，便足以感到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因此，面对个人生活的抉择，无论是追求还是放手，我都能坦然面对，毫无遗憾。

在恩格斯于马克思墓前发表的演说中，他如此崇高地赞颂马克思：“他或许面临诸多挑战者，却始终未曾滋生过个人恩怨。”此言深深地触动了我，亦让我对这位学识广博、才华横溢的学术泰斗，以及他高尚的为人处世之道，怀抱着无尽的敬仰。

我深信孟子“性本善”的教诲，并在教育工作中始终秉持着宽广的爱心。因此，在我的观察中，未曾有“众多敌人”的影子，更不必说“独一私敌”的存在。然而，我对教育改革的推崇和实践，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些观念上的冲突。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坚持极端“左”倾路线的少数群体对我产生了嫉妒，对我进行了无端的指责，将我视为“敌人”，并急于将我排斥在外。我意外被免职以及随后的种种挫折，正是这种心态的直接反映，是对我的一种报复。

此人，在顺利实现其打压我的意图后，不禁得意洋洋地向旁人炫耀：“刘道玉已被我踢出局，我心怀畅快，毫无手软，定让他此后再无翻身之日。”他更是运用手中的职权，指派一位年轻的教师前往京城状告我，甚至公然宣称，若对方路途费用不足，他愿意代为承担。

起初，我在这所设于异地他乡的普通高等学府中，曾是他的学子。他在这里执教已超过十数年，却始终未能晋升为讲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通过一封信向我吐露了心迹，表达了他迫切希望重返母校，以报答母校栽培之恩的强烈愿望。我认为学校对他的待遇过于苛刻，出于对学生的一片深情，我决定将他及其妻子（当时并无合适的工作机会）一同调入武汉大学。为了助他事业发展一臂之力，我迅速为他解决了讲师职称的问题，并亲自为他的著作撰写了序言。然而，他似乎并未因此感到满足，不久之后，他又提出了晋升为副教授的请求，但我并未予以同意。自此，他对我的态度产生了转变，很快便转向支持那位鼓吹“左”倾路线的人，成为了反对刘氏政策的活跃分子。

然而，这位教师的背叛行为一经揭露，立刻引发了众人的强烈谴责。他的名声在学校一落千丈，被迫提出调职申请，转而更换了工作地点。或许是出于内心的愧疚，亦或是因为其他原因，他竟在离职前特意前来与我辞行，并就他的行为征询我的意见。

”不将胜负作为评判英雄的标准，不依据个人喜好与厌恶来断定是非，亦不因得失来衡量人际关系的亲疏程度。

我详细阐述，这三项原则构成了我的核心信仰，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为人处世的智慧。众人皆追逐成功，却不愿直面失败。实则，胜利与失败都应辩证看待。那些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借助他人之力获得的成功，不过是耻辱的“胜利”。相较之下，因直言或改革而遭遇的挫折，即使最终结果为失败，却也充满尊严。对与错的判定有客观的准则，这些准则应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而非被个人情感所左右。人际关系的亲密度也应基于正确的价值观，不应因个人利益而亲近或疏远他人，否则岂不将人性降低至动物层面？

在我走过的岁月长河中，此类情景屡见不鲜，数不胜数。有人在我悉心栽培下崭露头角，却最终将恩情抛诸脑后，对我心生背叛；有人因我的赏识而得以晋升，却对我背信弃义；更有甚者，在我庇护之下得以摆脱困境，却反而著书立说，恶意中伤。更有许多这样的人，在你春风得意之时，他们紧随其后，然而一旦风云突变，他们便立刻反目成仇，或是揭露批判，或是明哲保身。

面对那些冷漠的人，我持以宽容之心，并不抱有后悔之意。世态炎凉，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通过个人体验去学会识人本属自然。然而，心怀悔意实属无谓。我坚信，即使有人曾对我冷漠，我亦不曾对他们有所亏欠。我深信爱情是无私奉献的象征，它源于不求回报的纯净之地。若有人将爱情视作交易，那就将这份神圣的情感贬低成了商品。因此，我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始终怀抱真诚与自愿，不存丝毫抱怨与遗憾。

那是一个1988年的夏日，直到七月的中旬，我的学生田安诚挚地发出邀请，希望我能够一同前往通山县的九宫山感受清凉。恰巧那时我心中怀揣着写作的激情，渴望在那片宁静的天地间挥洒笔墨，因此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田安的邀请。固然，那时的我身心疲惫。在历任副校长、校长及高等教育司司长等职位的十五载间，我从未拥有过完整的寒暑假，更未曾有机会踏上名山大川的征程。即便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分批前往庐山避暑，我也未能加入那群人之中。直至卸任，我才真正体会到苏东坡在黄州被贬时所感叹的“无官一身轻”的畅快淋漓。

那天，我独自一人，肩扛一箱沉甸甸的书籍与文献，踏上了攀登高峰的征途。这是我生平首次踏入避暑胜地的暑假探险，所有费用都得自筹。那时的旅游设施尚显简陋，道路大多是凹凸不平的碎石小径，汽车在颠簸中缓缓驶行。历经艰辛的跋涉，直至午后一点，我终于抵达了海拔1500多米的九宫山天池。我挑选了一家隶属于县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作为短暂的歇脚点。

8月5日，学校迎接高伟。（刘道玉夫人）步入九宫山临时寄宿的接待所，她的不期而至让我感到惊讶。怀着满满的疑问，我好奇地询问：“你为何会出现在此处？难道是发生了紧急事件？”

她提到：“近期，学校党委办公室曾来电告知，教育部有意邀请你赴京。我以出差为由暂未告知你具体安排，目前你的确切位置也不明。我曾告知他们刘道玉已离职，关于与他商讨的事宜似乎并无太多内容。然而，就在昨日，他们再次来电，表示李铁映希望与你交流，语气显得颇为迫切。因此，我们有必要商讨一番，考虑是否应前往。”

自卸任校长之职六个月以来，我未曾接到任何关于此事的领导层沟通。如今，我意外地收到谈话的邀请，不禁使我心生疑问，这或许出于以下两个考量：

起初，我遭受免职的决议显然欠缺民主精神、公平与公正，此决定引发了校内外的广泛不满，使教育部陷入了一种极为被动的境地。为此，教育部特地邀请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同志出面与我进行协商，此举或许旨在平息纷争，将被动转变为主动。

继而，我或许即将遭遇工作调动之境，自我被解职以来，教育部关于此方面的消息已不止一次流传开来。我们深信，我的离职与李铁映同志并无直接关联，故此，无论从组织纪律还是礼节的考量，我都理应前往。于是，我与高伟于8月8日携手乘坐火车抵达了北京。

9日凌晨时分，教育部人事司的主管领导安排了我与当时教育部的高级官员进行会面。然而，当我获悉此次会谈的关键人物，即部门实质上的掌门人也将亲自出席之际，我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拒绝参与的决定。我坚定地表示，若他莅临现场，我将选择缺席，因为此人正是导致我免职的幕后推手。这次会面不过是他们以改革为名，对我个人情绪的一次发泄。

双方意见相左，一方充满期待地渴望加入，而另一方则坚决地表示反对，争论愈发剧烈。面对这一棘手的状况，朱开轩副主任不遗余力，多次来电进行沟通，特别强调那位负责人态度的真挚，并特地从北戴河返回，希望我能消除误会，实现面对面交流，共同寻求解决方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决定作出妥协，这是出于对整体利益的深思熟虑。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尴尬气氛，仿佛在场的每一位都深陷于沉默的漩涡，无人愿意率先打破这寂静的局面。经过一段令人窒息的沉默，那位负责人终于挺身而出，打破了这僵局的束缚。他开口说道：“道玉同志，我们之间确实存在不少误解。实际上，我们一直坚定地支持武大的改革，并对你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我打断交流，郑重地说：“这不仅仅是误会，您似乎对武汉大学改革的理解存在根本偏差。您曾言：‘美国未能实行学分制，苏联虽未采用但培育了大量杰出人士。’这样的看法，如何能表明您对我校改革的认可？您虽承认我的付出，却模糊地撤销了我的职务。我愿意辞去校长一职，但揭露真相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您或许记得，1986年12月15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发表了《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的演讲。然而，会议结束后，您派人搜集我的演讲录音，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种行为极不透明。我的演讲已在《高等教育学报》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上发表，难道还需您亲自搜集？这不仅涉嫌违法，更是对学术研究政策的极大亵渎。”

这位负责人解释道：“我的言辞并未指向阁下。据悉，武汉大学有一位教授在会上情绪激动，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即使面临被开除党籍的风险，也要对国家教委提出批评。我误以为这位教授对我有所芥蒂，因此产生了查阅录音带的念头，目的是为了核实我的工作是否存在疏漏。”

“非也，这明显是对我个人的针对性批评。一连串的事实相继证实了这一点。我坚信，在改革的征途中，意见的分歧在所难免，然而，滥用职权，对持有异见者进行打压与报复的行为，则是绝不可取的。”

经过一番深入的讨论，我们最终未能就议题达成共识，会议在一种略显尴尬的气氛中落幕。翌日午后，人事司的负责人特地陪同我们前往北戴河，并将我们安排入住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

依照既定的计划，我们在8月10日的拂晓时分拜访了李铁映同志。他的住所是一栋典雅的两层别墅，掩映在郁郁葱葱的青松翠柏之间，四周被繁茂的绿草和盛开的花朵所环绕。我有幸得到教委人事司负责人的陪伴，一同穿过了层层严密的安保关卡，最终抵达了接待区域。此次会面仅限于我和李铁映同志本人，他的秘书以及人事司负责人并未参与其中。

在初次握手之际，我们相互致以问候。他率先打破沉默，说道：“我特别邀请您今日光临，旨在进行一场深入的交流。我满怀期待地想聆听您对现今教育形势的独特洞见，尤其是您对于教育改革的具体构想，以及对国家教委工作的宝贵意见。此外，我也非常期待与您就未来的工作蓝图进行深入的探讨。”

既然真相大白，我便秉持着坦诚直言的立场，在此阐述我的一些看法：

踏入这一研究领域，我首先对武汉大学在过去八年里的教学创新历程进行了梳理。总体而言，我们的思维得到了解放，改革的步伐坚定而充满活力，紧密围绕教学制度改革的中心，我们成功确立了六种全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这些变革显著提升了教学水平，全方位推动了学生素质的飞跃，使得我们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尤其是在沿海开放城市中，备受追捧。同时，学校在科研体制、人事制度、后勤保障体制等多个领域也进行了深刻的改革，使得整个校园充满活力，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的产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正因此，武汉大学被誉为“高教战线的深圳”。

紧随其后，我对我国当前教育改革的进展发表了个人见解。在我看来，教育改革的步伐相较于经济领域的改革略显迟缓。自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决定》颁布以来，该决定所确立的目标并未得到全面贯彻，教育经费的增长并未实现，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甚至有所减少。与此同时，教学领域的改革亦未成为国家教育委员会工作的重点，导致陈旧的教育观念、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学校教育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坦白而言，教育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较为保守的局面，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国家教育委员会的保守态度，以及主要负责人的保守思维、缺乏改革决心和深入基层的实际行动。

再次提及武大所谓的领导班子调整事宜，我深感此举实乃不民主、不公允、混淆视听之举。在历时21天的调整过程中，工作组并未广泛进行民主调研，反而仅与6位教授进行了个别访谈，对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置若罔闻。所谓的正常换届，实则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我的任命本无固定任期，若必须遵循每四年换届的规定，那么我的任期尚未届满。与此同时，与我共事的61岁女副校长却得以保留职位，而一位年仅54岁、致力于改革并充满激情的校长却被免职。对此，我内心与口头上均感不满。纵使我可以放弃校长之位，但我仍要求阐明原因，辨明是非。

最终，在探讨工作分配的议题上，我坚定地表明立场，鉴于我已卸任，便不再期待新的任务降临。在我国，干部体系依旧秉承着终身制，晋升成为唯一的出路，而一旦升迁，便意味着无路可退，官职与平民之间的界限清晰可见，这种状况终将迎来变革。既然我已下定决心投身于改革，那么我也义无反顾地决定从自身做起，愿意回归普通百姓的生活。此外，担任领导职务犹如品尝美食，总有尝尽其味之时。如今，我已身心俱疲，迫切需要一段休息，去体验那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李铁映同志全程专注地聆听我的详尽阐述，未曾在谈话中插话或打断。待我言辞尽毕，他便逐一对我所提出之观点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回应。

武汉大学的改革措施清晰有力，成果斐然，教育领域对此反应积极。你在改革理念、职业担当、务实的工作态度以及与公众的紧密互动中展现了出色的能力，这一点值得高度赞扬。关于武汉大学领导层的变动，我对此信息不甚了解，不便对此事发表意见。然而，变化已经发生，我们应正视并适应这一新情况。我建议你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现有的改革成就不容置疑，公理和人心自有公断，现阶段无需过度忧虑。重要的是合理安排你的工作，继续在改革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实际的工作成效将是最好的证明。至于你的职业发展，你有权选择留在北京、去沿海地带，或是赴国外大使馆任职参赞。但我期望你能考虑来北京，因为即将成立一个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我建议你考虑担任这一职位。你的看法如何？如果你目前难以立即决定，也可以先回家深思熟虑，之后再做出选择。

夜幕低垂，指针在无声中悄然指向了午夜时分。三个小时的深入交流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此刻，仿佛正是我们分别的时刻。我于是说道：“铁映同志，您肩负公务之重，今日能拨冗与我们长谈，实乃我们的荣幸。关于您提出的各项工作安排建议，我必须仔细斟酌，方能给出恰当的回应。”

“今日的交流至此圆满结束。今后如有任何事项，敬请随时与我们保持联络。”

实则，这一切都只是应酬的客套之词。我所提及的“认真考虑”，不过是一种礼貌而含蓄的婉拒，针对他所提出的建议。至于他所说的“再联系”，同样不过是应酬之言。自那之后，我们便鲜有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