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西安事变简史》《二二事件研究》《东北军史料》等历史文献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陕西临潼华清池。

寒风凛冽，枪声划破夜空。

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带着五十多名士兵从灞桥方向疾驰而来，此时卫队一营已经先行一步，打响了震惊中外的第一枪。

天色微明时分，骊山半山腰的搜索队伍终于有了发现。

一个穿着单衣的身影蜷缩在石缝里，瑟瑟发抖。

蒋介石被东北军士兵带下了山，西安事变就此爆发，中国历史在这个清晨转向了新的方向。

作为这场历史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孙铭九的人生从此与这个夜晚紧紧绑在了一起。

他万万没想到，这场为抗日救国发动的兵谏，会给他的后半生带来如此复杂的命运轨迹。

【1】从辽东农家子到张学良心腹

1909年，辽宁省新民县的一个普通农家诞生了一个男婴，取名孙铭九。

这个孩子自幼聪颖好学，在那个识字都算奢侈的年代，他的父母还是咬牙供他读完了中学。

机遇在1927年降临。孙铭九通过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的引荐，加入了东北军。

更幸运的是，他被选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炮科。

在东京的两年时间里，这个来自辽东平原的年轻人刻苦钻研军事理论，各科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193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先在天津保安队任职。

1931年，一个改变孙铭九命运的机会出现了。

当时张学良调任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从南京经天津赴北平履新。

张学铭特意选派自己的同学孙铭九护送哥哥北上。

这次护送任务让张学良对这个年轻人印象深刻，临别时还特意赠送了一块瑞士怀表，表面上刻着张学良本人的头像。

这块怀表后来成为孙铭九珍藏一生的物品。

从那之后，孙铭九正式进入张学良的核心圈子，先后担任机要参谋、侍从参谋、卫队营营长等要职。

在等级森严的东北军体系中，能够成为少帅的贴身心腹，足以证明张学良对他的信任程度。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

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命令，数十万大军撤入关内。

这场惨痛的失败在东北军官兵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失去家园的屈辱感始终挥之不去。

此后几年，东北军在华北、西北辗转，却始终无法打回老家，这种有国难投、有家难回的痛苦折磨着每一个东北军官兵。

1936年7月，张学良在东北军内部成立了一个秘密政治组织"抗日同志会"，张学良亲任主席，应德田任书记，孙铭九被任命为行动部部长。

这个组织的正式成员共有十五人，包括张学良、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高福源、刘鼎、刘澜波等，他们大多是年轻军官，血气方刚，对日本侵占东北恨之入骨，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极度不满。

那年秋天，西安的政治氛围愈发紧张。

东北军被派往西北"剿共"，可官兵们普遍士气低落。

他们不明白，日本人占了老家，为什么不让去打日本人，反而要去打同样主张抗日的红军？

这种矛盾的情绪在军中蔓延，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

12月初，蒋介石第三次来到西安，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加紧"剿共"。

张学良多次劝谏，请求蒋介石改变政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蒋介石始终不为所动。

张学良终于下定决心，准备对蒋介石实施兵谏，用武力逼迫他改变主意。

12月11日下午4时许，张学良从华清池出来，在头道门外见到负责警卫的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

张学良用很低的声音说了几句话，

王玉瓒立刻驾驶三轮摩托跟在张学良的汽车后面，前往西安城内的张公馆。

在张公馆的密室里，张学良对王玉瓒下达了具体指令，要求他负责扣押蒋介石，务必保证蒋的安全。

同时，张学良指示王玉瓒与孙铭九配合行动。

当晚，孙铭九也接到了命令。

作为卫队二营营长，他要带队从灞桥方向赶往华清池，配合王玉瓒的一营行动。

孙铭九迅速集结了五十多名士兵，这些人都是精挑细选的东北籍官兵，家乡都在日本人的占领之下。

【2】华清池的枪声与历史的转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2时许，西安城一片寂静。

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驾驶摩托车悄然离开西安，途经十里铺和灞桥时，下令所属部队迅速向华清池集结。

作为负责华清池警卫的一营长，王玉瓒清楚地掌握着蒋介石住所的具体方位和警卫部署情况。

同一时间，孙铭九率领卫队二营从灞桥出发，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和路线赶往华清池。

严冬的陕北，寒风刺骨，士兵们却个个神情严峻，没有人知道这次行动将会给中国历史带来怎样的影响。

凌晨4时许，华清池附近依然一片寂静。

王玉瓒带队悄然接近二道门，那里有蒋介石的卫士在巡逻。

王玉瓒举起手枪，对着哨兵连开三枪，第一枪就将哨兵击倒。

枪声打破了夜的宁静，西安事变的序幕正式拉开。

蒋介石的卫士们闻声而起，凭借门窗进行顽强抵抗。

双方激烈交火，子弹在黑夜中横飞。

王玉瓒率部奋勇向前，迅速冲破二道门，直扑蒋介石的住所五间厅。

卫士长不知发生了什么，冲出房门大声喝问，随即被击毙。

这时，孙铭九率领的二营五十多名士兵也赶到了现场，同时到达的还有卫队一营的手枪排。

各路人马迅速展开搜索，但冲进蒋介石的卧室时，却发现人已经不在了。

被褥还有余温，床头柜上放着一副假牙，蒋介石显然是在枪声响起时就慌忙逃走了。

天色渐渐放亮，东北军士兵开始在骊山搜索。

这座山并不算高，但地形复杂，到处都是岩石和树木。

搜索队伍仔细搜查每一处可能藏身的地方，几个小时过去了，始终没有发现目标。

上午时分，一队士兵走到半山腰的一处大石头旁边，突然发现石缝后面有动静。

士兵们立即包围过去，大声喊叫，向岩石方向开枪示警。

石缝后面传来声音，一个穿着单衣、光着脚的人慢慢走了出来，正是蒋介石。

蒋介石在慌乱逃跑时摔伤了腰部，又在山上的寒风中冻了几个小时，此时已经精疲力竭。

东北军士兵将他带下山，送回了西安城内的新城大楼。

12月12日上午，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陈述兵谏的原因，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确实遵行孙中山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电文发出后，举国震动。

西安事变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方反应不一。

普通民众大多欢欣鼓舞，认为这是爱国之举。

可南京方面却炸开了锅，何应钦、戴季陶等人主张立即出兵讨伐，声称要血洗西安。一时间，内战一触即发。

12月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人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

经过多方协商谈判，各方最终达成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共识。

蒋介石口头答应了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条件。

12月25日下午4时，张学良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当张学良的车队刚离开金家巷时，孙铭九才从卫士那里得知消息。

他匆忙找到周恩来报告此事，周恩来大为惊讶，立即和孙铭九一起赶往机场，想要劝阻张学良，可飞机已经起飞了。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张学良一到南京就被蒋介石扣押，再也没能回到西安。

南京高等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10年徒刑，蒋介石随后又以"严加管束"为名将其软禁。

张学良这一走，就是半个多世纪，直到1990年才恢复自由。

【3】东北军的分裂与二二惨案

张学良被扣的消息传回西安，整个东北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少帅被南京方面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前途未卜。

更严重的是，围绕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东北军内部迅速分化成两个对立的派系。

以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为代表的高级将领主张和平解决。

他们认为，东北军的实力远不如中央军，如果贸然开战，不仅救不了张学良，反而会导致东北军全军覆没。

正确的做法是通过谈判，先稳定局势，再寻找营救张学良的机会。

而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为代表的少壮派则坚决主战。

他们认为，张学良之所以被扣，就是因为东北军表现得太软弱。

必须立即集结部队，向南京方面施加军事压力，只有这样才能逼迫蒋介石释放张学良。

如果不战而退，那少帅就永远回不来了。

双方的矛盾在1937年1月底达到了顶点。

1月29日，东北军在渭南召开集团长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和战问题。

少壮派应德田等人慷慨陈词，主张为营救张学良不惜与南京一战。

在少壮派的鼓动下，与会的多数军官表示赞同。

可王以哲、何柱国却拒绝执行这个决议，他们认为这是少壮派煽动起来的，并不代表东北军高层的真实意愿。

1月30日，张学良离陕前指定的东北军最高负责人于学忠从兰州飞抵西安。

于学忠在详细了解局势后，接受了王以哲主和的建议。

1月31日晚上，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杨虎城、周恩来等人在王以哲家中召开会议，最终决定主和，先撤兵再想办法营救张学良。

这个决定彻底激怒了少壮派。

他们认为王以哲、何柱国等人是在向蒋介石妥协，根本不想救张学良，甚至怀疑他们想借机投靠南京，夺取东北军的控制权。

传言说王以哲收了蒋介石五百万元贿赂，虽然这个说法连应德田本人都认为不太可靠，但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中，少壮派已经顾不得辨别真假了。

2月1日晚上，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刘启文、张政枋、杜维綱、刘佩偉、何镜华等少壮派军官在陈旭东家中秘密集会。

会上，应德田提出要追查释放陈诚等中央军政大员的责任，并拟定了暗杀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计划。

这个提议得到了在场多数人的支持。

当晚，少壮派们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决定第二天清晨动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除掉他们认为的东北军"主和派"将领。

1937年2月2日上午，西安南苑门粉巷胡同。

王以哲因患感冒正卧病在家。

上午时分，抗日先锋队一支队连长于文俊以王以哲学生的身份前来拜访。

王以哲不疑有他，让人把于文俊等人请进屋内。

于文俊进门后，突然掏出手枪开火，王以哲猝不及防，身中九弹，当场死亡。

同时遇害的还有总部参谋处长徐方、副官处长宋学礼等人。

杀害王以哲之后，杀手们又赶往新城大楼的西安绥靖公署,企图杀害何柱国。幸亏杨虎城及时劝阻，何柱国才逃过一劫。

消息传出，西安城内一片哗然。

东北军各部闻讯后反应不一，驻防渭南的刘多荃部声称要为王以哲报仇，立即向西安方面布置警戒；

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则与国民党方面接洽，表示愿意归顺南京；

第一〇六师师长沈達也通电投降。东北军内部彻底分裂了。

周恩来闻讯后立即赶往现场，严厉批评了少壮派的错误行为。

他亲自到王以哲家中吊唁，安慰王夫人。

伟人、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也发来唁电，对王以哲作出了高度评价。

这些举动让东北军将领深受感动，也让他们看清了少壮派行为的错误。

可事已至此，东北军的分裂已经无法挽回。

在周恩来等人的调停下，执行枪杀任务的连长被处死，事态暂时得到控制。

2月4日，周恩来命人将孙铭九等少壮派军官送往红军苏区暂避。

在苏区待了一段时间后，孙铭九离开延安，辗转前往天津、上海的租界躲藏。

二二事件不仅让东北军内部四分五裂，也让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宣告解体。

蒋介石趁机下令将东北军东调安徽，各部逐渐被拆散、改编，最终分化瓦解。

曾经的东北军，从此成为历史名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

此时的孙铭九躲在上海租界，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他既不敢回东北军，也不敢去延安，只能在租界里躲着。

可租界的生活成本很高，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带着妻儿老小，积蓄很快就见底了。

房东开始催租金，市场上的米价一天比一天高。

妻子看着家里仅剩的一点钱，整日愁眉不展。

孙铭九试着找过一些旧日的战友帮忙，可大家都躲着他，毕竟二二事件闹得太大，谁也不想惹麻烦。

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候，有人找上门来了。

来人说，有一份工作，待遇不错，足够养活一家人。

孙铭九连忙追问是什么工作，对方含糊其辞了半天,最后才说出实情。

听完之后，孙铭九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4】抗战岁月的艰难抉择

来人带来的，是汪伪政府那边的工作机会。

孙铭九的第一反应是拒绝。

当初搞西安事变，不就是为了抗日吗？现在让他去给日本人的傀儡政府做事？这跟当汉奸有什么区别？他当场把来人赶了出去。

可现实很快就压垮了他的坚持。

几天后，房东上门逼租，扬言再不交钱就要报警。

孙铭九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和箱子，凑出来的钱还不到房租的一半。

那天晚上，妻子抱着年幼的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默默流泪。

孙铭九坐在一旁，看着妻儿饥寒交迫的样子，内心挣扎到了极点。

过了几天，那个人又来了。这一次，他带来了更详细的信息。

汪伪政府那边正在组建军事机构，急需有经验的军官。

待遇很优厚，不仅有固定的薪水，还有住房和生活补贴。

而且，对方说得很清楚，这份工作主要是做些文职性质的事情，不需要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孙铭九沉默了很久。他知道，一旦接受这份工作，就再也洗不清汉奸的嫌疑了。

可不接受，一家老小的生计怎么办？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妻儿饿死在租界里？

1938年春天，孙铭九最终接受了汪伪政府的职位，先后担任参赞武官、豫北抚安专员等职。

这个决定，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

在汪伪政府任职期间，孙铭九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一些行政事务和军队整编。

根据后来的调查，他在任职期间并未直接参与屠杀抗日志士或平民的行动，也没有指挥部队与抗日武装作战的记录。

但他确实利用自己在东北军中的旧关系，到一些东北军部队去做策反工作，试图拉拢他们投靠汪伪政府。

同样走上这条路的，还有他的老战友应德田。

应德田也是迫于生计，一度投靠孙铭九属下，担任河南伪教育厅长。

这两个当年在西安事变中意气风发的少壮派军官，如今却都沦为了历史的罪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

消息传来，孙铭九既感到欣喜，又感到恐惧。

欣喜的是，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了，中国赢了。

恐惧的是，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他该如何面对战后的清算？

抗战胜利后，孙铭九向国民政府投降。

他被编入熊式辉委派的先遣大队，跟随国民党军队前往东北。

国民党方面显然想利用他在东北军中的影响力，在东北开展一些秘密工作。

但孙铭九心里清楚，这不过是戴罪立功的机会，一旦没有利用价值了，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下场。

在东北期间，孙铭九的任务是联络旧部，为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打基础。

可他刚开始工作没多久，就被解放军俘虏了。他被押送到哈尔滨，向东北抗日联军的李兆麟投降。

李兆麟接见了孙铭九。这位抗联将领对孙铭九说了很多话，其中一句话让孙铭九印象深刻。

李兆麟说，西安事变是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事，这个功劳谁也抹杀不了。

可投靠汪伪，这是背叛民族的行为，必须说清楚。

孙铭九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经历，包括在汪伪政府任职的细节，以及为国民党工作的情况。

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

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利，华北解放。全国解放的脚步越来越快，新中国即将诞生。

孙铭九被转移到了关内，继续接受审查。他不知道未来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只能老老实实配合组织的调查。

【5】建国初期的身份困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举国欢腾，到处都是庆祝的人群。孙铭九坐在房间里,听着外面传来的锣鼓声和鞭炮声，心情复杂到了极点。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都在进行人员登记和政治审查。

孙铭九如实填写了自己的履历：1909年生于辽宁新民县，1927年加入东北军，1928年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31年起担任张学良的侍从参谋、卫队营长，1936年7月任抗日同志会行动部部长，1936年12月12日参与西安事变，1937年2月参与二二事件，1938年起在汪伪政府任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投降国民党，1946年在东北被解放军俘虏。

这份履历一交上去，立即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孙铭九的情况实在太复杂了，每一段经历单拿出来都是大事。

该怎么给他定性？该如何处理他？这成了一个难题。

负责审查的干部拿着孙铭九的档案，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议。

有人说，他参加过西安事变，这是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步行动，应该肯定。

也有人说，他参与制造了二二事件，导致东北军分裂，这是严重的错误。

还有人说，他在汪伪政府任职，这是当汉奸，必须严肃处理。

更有人说，他后来又为国民党工作，这是反革命行为。

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孙铭九的案子就这样被搁置了下来，迟迟没有定论。

这期间，孙铭九被安置在上海，没有工作，只能靠一点生活补贴度日。

他不知道组织最终会怎么处理他，每天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开始对孙铭九的经历进行详细调查。

调查组走访了大量西安事变和二二事件的亲历者，查阅了档案资料，力图还原历史真相。

关于西安事变，调查组确认：1936年12月12日凌晨，打响第一枪的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而不是孙铭九。

王玉瓒作为负责华清池警卫的一营长，接到张学良的直接命令后，率先行动，冲入华清池捉蒋。

孙铭九是卫队二营营长，按照事先约定，从灞桥方向赶来配合行动。

虽然孙铭九不是"第一捉蒋人"，但他确实参与了这次历史性的行动，是西安事变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关于二二事件，调查组查明：1937年2月2日，确实是孙铭九、应德田等少壮派军官策划并执行了暗杀王以哲的行动。

孙铭九派出抗日先锋队的连长于文俊等人，以学生拜访的名义进入王以哲家中，将其枪杀。

这一行动导致东北军内部分裂，西北"三位一体"瓦解，后果十分严重。

但从动机来看，孙铭九等人是为了营救被扣押的张学良，主观上并非出于私利，而是急于救少帅的心情所致。

关于在汪伪政府任职，调查组经过详细核查，确认孙铭九在1938年至1945年间确实在汪伪政府担任参赞武官、豫北抚安专员等职。

但经过调查，没有发现他直接参与屠杀抗日志士、八路军战士或无辜平民的证据。

他主要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虽然也做过一些策反东北军旧部的工作，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这个调查结果，让孙铭九的情况变得更加微妙。

他既有功劳，也有过错；既当过汉奸，但又没有血债。到底该怎么处理，依然是个难题。

1950年初，孙铭九的案子被提交到更高层级讨论。

有关领导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处理像孙铭九这样历史复杂的人物。会议上，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

主张从严处理的人认为，孙铭九投靠汪伪政府，这是不可饶恕的汉奸行为。

虽然他没有血债，但政治上的背叛同样严重。而且二二事件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导致东北军分裂，间接帮助了蒋介石瓦解西北抗日力量。

这样的人，不应该给予太宽大的处理。

主张从宽处理的人则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直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孙铭九作为参与者之一，这个历史功绩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抹杀。

至于投靠汪伪，虽然是严重错误，但他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所为，而且没有犯下屠杀抗日志士和人民的罪行。

对于这样历史复杂、有功有过的人，应该实事求是地处理，不能一概而论。

会议进行了很长时间，最终形成了一个处理原则：功过分开，实事求是，既往不咎。

具体到孙铭九的情况，就是肯定他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批评他在二二事件中的错误，追究他投靠汪伪的责任，但考虑到他没有血债，且当时确实是迫于生计，可以从宽处理。

【6】破格安排与晚年生活

1950年春天，孙铭九终于接到了通知，让他去一趟有关部门。

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办公室。接待他的是一位看起来很和蔼的老干部。

老干部让他坐下，给他倒了杯茶，然后拿出了一份文件。

老干部说，组织上经过详细调查和慎重研究，对孙铭九的历史情况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

西安事变中孙铭九参与捉蒋的行动，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个功劳是值得肯定的。

但他在二二事件中派人杀害王以哲，造成了严重后果，这是错误的。而在抗战期间投靠汪伪政府，更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孙铭九低着头，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老干部接着说，但是，组织上也注意到，孙铭九在汪伪期间没有直接参与屠杀抗日志士和人民群众的罪行，没有血债。

而且他投靠汪伪是在生活极度困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发生的，有一定的客观原因。

考虑到他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功绩，以及他后来主动投降、配合组织调查的态度，决定对他从宽处理。

老干部最后宣布，经上级批准，决定聘请孙铭九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

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固定的工资待遇，负责整理历史资料、提供咨询意见等工作。

孙铭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原本以为，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不被判刑，能够自由生活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可组织不仅没有追究他的汉奸罪行,反而给了他一份体面的工作。

这个决定，体现了新中国"功过分开、既往不咎"的处理原则。

对于历史复杂、有功有过的人物，不是简单地一棍子打死，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们的功过，给予合理的处理。

孙铭九接过聘书，双手微微颤抖。

这些年的担惊受怕，这些年的忐忑不安，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他回到家里，把聘书交给妻子。妻子看了半天，眼泪就下来了。

这些年跟着他东躲西藏，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现在终于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了。

在上海市政府参事的位置上，孙铭九工作得很认真。

他主要负责整理历史资料，偶尔也接受一些采访，讲述西安事变的经过。

每次讲到那个历史性的夜晚，他的情绪还是会激动起来。

1979年，孙铭九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权威媒体发表文章，详细讲述了自己参与西安事变捉蒋的经过。

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许多人都以为，孙铭九就是当年打响第一枪、第一个抓到蒋介石的英雄。

但历史的真相不容歪曲。

1979年，抚顺市委统战部的外调人员开始了一项详细的调查工作。

他们跑了8700多公里，历时三个半月，从吕正操、万毅、刘澜波、宋黎、何柱国、刘多荃等人处获取了22条线索。

调查证实，当年真正打响第一枪、率先执行捉蒋任务的人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而不是孙铭九。

1981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45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应全国政协的邀请，王玉瓒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

12月13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西安事变组召开座谈会，出席的有王玉瓒、孙铭九、张治邦、郭维城、朱宗愈、宋黎、张学铭、王素等人。

会上，王玉瓒详细讲述了捉蒋的全过程。

他说，1936年12月11日下午4时，张学良从华清池出来后，在头道门外见到他，用很低的声音下达了指令。

当晚，他乘摩托车先行离开西安，凌晨4时许在华清池打响了第一枪。

孙铭九的二营是在他之后赶到，配合行动的。

这次座谈会后，历史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全国政协文史办正式确认，王玉瓒才是真正的"捉蒋第一人"。

孙铭九虽然不是第一个，但他确实参与了这次历史性的行动，是西安事变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面对真相的揭露，孙铭九有些尴尬，但他还是在后来的回忆中承认了事实。

毕竟历史就是历史，容不得半点虚假。

尽管关于"第一捉蒋人"的争议得到了澄清，但孙铭九在西安事变中的参与和贡献，还是得到了认可。

他先后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

在特殊时期，虽然社会上很多人都受到冲击，但孙铭九因为西安事变参与者的身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

晚年的孙铭九，经常独自坐在家中，拿出那块张学良送给他的怀表。

表链早已不见,他找了一根红丝带串着。轻轻转动发条，表还能走，发出清脆的滴答声。

表面上张学良的照片已经发黄，但还能看清楚当年少帅的英姿。

1990年，被软禁了半个多世纪的张学良终于获得自由。

孙铭九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他多次托人给张学良捎口信，希望能见少帅一面，可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张学良大概是不想再回忆那段往事了，或者说，他对当年那些少壮派军官制造的二二事件始终无法释怀。

2000年4月8日凌晨，92岁高龄的孙铭九因病在上海去世。

按照他的遗嘱，丧事从简，不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

消息传出后,国内各大媒体都进行了报道。

有的媒体称他为"西安事变参与者"，有的则使用了"骊山捉蒋立大功"的说法，还有的用了"西安事变功臣"的称谓。

这些不同的表述方式，恰恰反映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复杂性。